李炎 | 国家、地方诉求与产业发展规律: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学理思考



国家、地方诉求与产业发展规律: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学理思考

李炎,法学博士,云南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1期

摘要:源于费孝通先生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旨在从民族学角度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作为学理佐证的“藏彝走廊”概念,在国家整体协调发展观引领下,从推动西部大开发、促进民族地区同步发展、共同富裕的角度提出的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体现了国家和地方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诉求和权益,有区域文化经济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支撑。但在培育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实践过程中,国家诉求和地方发展的权益与文化产业发展规律之间也存在诸多复杂的二元对立社会结构和产业发展的内在矛盾。廓清国家、地方诉求与文化产业发展之间在市场基础、产业要素配置和影响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矛盾,理性认识带状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客观制约因素,区域文化产业才能得以有序健康发展。

关键词: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国家诉求;地方权益;文化产业;产业发展规律

费孝通先生于1978年在北京的全国政协民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藏彝走廊”概念。“藏彝走廊”作为民族学概念概括了我国藏羌彝地区的多民族(族群)迁徙融合的历史,体现了民族在空间地理上的集聚分布和流变。在国家促进东中西部均衡发展,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进程中,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基础上,民族学、社会学学者们拓展深化提出了“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藏羌彝走廊丰富的民族文化、生态文化资源成为促进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本,在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价值不断得以凸显。2008年5月12日在藏羌彝走廊核心区域的汶川发生大地震之后,在国家、地方政府、学术界和各民族发展诉求多元力量的推动下,藏羌彝走廊民族地区的灾后重建工作、地方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

      2014年3月原文化部和财政部制定了《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旨在以地方和民族特色文化资源与旅游等产业深度融合为抓手,培育在地性特色文化产业,打造藏羌彝文化旅游带,为西部和民族地区的振兴繁荣提供强大动力,推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围绕三农问题、乡村振兴和民族地区团结进步等方面实施了系列国家战略工程,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背后体现的是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步实现小康的国家意志,体现的是地方政府和各民族人民依托区域民族文化、生态文化资源探索西部脱贫致富道路,体现的是全球化时代西部民族地区生存与发展空间的诉求。《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发布四年来,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七省区在培育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促进民族地区文化经济发展方面做了不懈的探索,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核心区的西藏自治区传统民族工艺、青海省黄南州民族工艺热贡唐卡、甘肃省甘南州民族宗教文化体验、四川甘孜、阿坝地区文化旅游、云南省香格里拉的藏民家访、云南省楚雄州彝族刺绣和传统火把节、贵州省毕节地区的传统工艺、节庆文化产业等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拓宽了民族地区家庭经济收入来源,推动了民族地区的脱贫致富。在促进本土消费市场的基础上,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建设通过枢纽城市都市文化消费、外来文化旅游消费带动形成了相对集聚的“核心区——辐射区”廊道发展格局。像“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就形成了集民族演艺、休闲娱乐、民俗体验和传统民族工艺为一体的特色文化产业廊道,促进了民族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和县域经济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还停留在国家诉求、政策引领和地方政府利用国家工程带来红利的发展阶段,各自为政、散点聚集、分段发展的格局依然突出,建设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愿景还远远没有实现。国家、地方诉求与文化产业发展规律之间的矛盾成为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一、藏羌彝走廊文化资源的禀赋

世界由具有不同信仰的民族组成,这已成为文化地理学传统的出发点,牵涉到各地区不同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景观[1]。人类的历史是文化与自然矛盾关系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人类的进化既是文化的创新与成长过程,也是与自然相关关系的扩展与深化过程[2]。

      不同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地域文化,从世界屋脊到热带雨林,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沿线大山、大河纵横分布,地形地貌复杂多变,自然景观丰富多样,在长期的人与地、人与环境相关关系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元民族分布共生,同时形成了与地域相关联的丰富多元的文化景观、文化形态和文化地理。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本质上是多民族在时间和空间轴上运动形成的文化产物,并非单一刻板一成不变的,因此,“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并非仅涉及藏、羌、彝三个民族,而是以三个代表性民族作为文化符号,涵盖走廊沿线与之相关的藏、东乡、保安、撒拉、羌、普米、纳西、彝、白、哈尼、回、苗、瑶等各民族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3]。藏羌彝走廊区域内形成了丰富多样、底蕴深厚、独具特色、影响力巨大的文化资源体系,是一条多元文化并存、交流、变迁的走廊,是全世界自然和文化景观最为丰富、最为多元、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丰富多元的文化资源为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与保障。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是一条“遗产走廊”,走廊所跨越的七省区有着极为丰富的世界遗产。世界自然遗产占全国总量高达2/3,世界文化遗产占全国总量将近1/3,还有峨眉山-乐山大佛1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以及格萨尔王传说、羌族庆祝习俗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详见表1)。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七省区有丰富多元的国家级文化遗产,有武侯祠、塔尔寺、海龙屯、大昭寺、卡若遗址、马家窑遗址、麦积山石窟、元谋人遗址、崇圣寺三塔、大雁塔、蓝天猿人遗址等90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636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占全国总量比重超过46%,中国传统村落1590个,占全国总量比重超过38%(详见表2)。

   藏彝走廊、藏羌彝文化走廊、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概念范畴分属于民族学、文化学和经济学,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资源种类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文化资源,其丰富多样的生物资源、地形地貌、水文资源在国家现代社会治理、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大现实和深远战略意义,其资源多重价值的凸显,体现的是国家整体发展观、地方权益和民族发展的诉求。

 

二、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国家与地方诉求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起步、快速发展和转型升级发展3个阶段。党的十九大审时度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做出实事求是的重大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均衡不充分的发展不仅表现在物质和精神文化供需层面,也反映在不同区域,尤其是民族地区之间发展差异等方面。“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指向,是尊重差异、缩小差距,这是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确定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特色民族观在民族事务方面的重要体现。缩小差距,缩小的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尊重差异,尊重的就是广义的文化差异——这是我们民族政策最核心的东西。”[4]

      2016年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七省区地区生产总值达89823.55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仅为12.08%。从分省区绝对值来看,七省区中仅有四川省(第6位)排名靠前,其余省区均排名相对靠后,而且与东中部地区相比差距较大;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七省区排名均相对靠后(排名最高的陕西省也排在全国第13位),且与全国平均差距相对较大(见表3),总体来看,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经济发展仍相对落后。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核心区域经济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相对滞后。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化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四项指标来看,2016年核心区域除拉萨市之外的10州市较全国平均值仍有较大差距(见表4)。

      作为七省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枢纽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较好,但与东中部地区主要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对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够突出。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16年成都市突破万亿,排名全国第9,其余6个枢纽城市的经济总量仍相对较小;从人均GDP来看,7个枢纽城市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东中部地区主要城市相比,绝对值仍相对较低;从城镇化率来看,除拉萨之外的6个城市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除兰州之外的6个城市,与东中部地区城市相比仍相对较低;从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来看,7个枢纽城市均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或相差不大,但与中部地区主要城市相比仍相对较低,与东部发达城市相比差距更是较大(见表5)。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旨在依托藏羌彝地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生态文化资源以促进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缩小与东中部地区、城乡之间差距。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应通过发挥市场在产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引导作用,充分挖掘藏羌彝走廊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生态文化资源,积极培育文化旅游业、传统民族工艺美术业、民族歌舞艺术业、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实现藏羌彝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意志和地方诉求。

 

三、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的基础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由核心区域、辐射区域和枢纽城市三大部分组成,共涉及7个省(区)的11个州(市)的核心区、20个州(市)的辐射区和7个省(区)的省会城市,从雪域高原到热带河谷横跨几千公里。伴随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等重大工程推进,藏羌彝地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现代交通体系、医疗卫生、住宿餐饮等服务体系逐步完善,为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为区域内部的资源配置、特色文化产业集聚和带状发展奠定了基础。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七省(区)国民经济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区域地区生产总值(GDP)由2011年的55309.23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89324.87亿元(见图1),年均增长率高达10.06%,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2011年的11.41%提高到2016年12.00%,经济快速增长为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文化产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十二五”以来,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七省区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快速增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2011年的41275.72亿元提高到2016年的93265.7亿元(见图2),交通、文化、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近些年,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各省区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七省区铁路营业里程由2011年的1.7万公里增长到2015年的2.15万公里;公路里程由2011年的105.87万公里增加到2015年的120.21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由2011年的1.49万公里增加到2015年的2.64万公里[5]。“十二五”期间,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七省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博物馆、艺术表演团体等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改善。

      由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七省区文化消费总体规模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持续提升(见图3),部分地区在引导和扩大文化消费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成都市、丽江市、兰州市、黄南藏族自治州、泸州市、遵义市、昆明市、张掖市等八州市入选为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

      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文化与旅游的不断融合发展,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文化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旅游人次、旅游总收入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2017年七省区旅游人次超过28亿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3万亿元(见图4)。旅游市场的持续快速发展带来庞大的人际流动、消费搬动,为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坚实基础。

四、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资源配置与区域文化产业规制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四年来,相关地区各级政府利用国家工程的红利,依托区域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不断完善文化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培育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多样性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拓展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丰富地方文化经济发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藏羌彝廊道文化产业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经济之间还存在复杂的内在冲突,如不能处理好这些冲突,将会严重制约和影响文化产业、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国家诉求和地方权益之间,区域内不同次区域民族文化认同、文化生活、文化消费偏好之间的冲突有可能形成区域内产业资源配置效益优化、消费流通、市场拓展的限制。本土年轻消费群体对现代文化产品的喜好和外来文化旅游消费群体对区域多样性文化的消费需求,有可能导致地方文化保护主义对发展本土文化产业的内在遏制,也有可能使文化多样化受到冲击。地方政府为推动经济的发展、以行政区划和管理为名出台的系列措施,在推动次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导致跨区域的资源配置受到限制,制约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本土文化持有者和外来文化创意人才,包括外来文化创意企业、文化创意者甚至不间断的大量流动性消费群体之间的冲突和利益博弈都会对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负面或正面的影响。西方学者在考察文化多样性和经济发展关系时,也发现“一个社会的文化异质性对经济发展可能产生消极或积极的影响。一方面,文化多样性使合作变得更加困难,对经济发展起到负面作用,另一方面,民族多样性也可能纳入生产函数之中;具有不同生产技能和不同问题解决方法的人们可能对生产力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加快创新的速度。”[6](P360)

      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决定产业发展的要素十分复杂,不仅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等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人才、科技、现代经济服务体系乃至地理环境、气候、交通区位、发展理念、区域和行业之间的无形壁垒等都会成为影响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培育和建设的重要因素。“区域作为经济系统不是独立存在的,区域之间存在多种形式的相互作用,其中生产力要素区际流动与产品的区际贸易是两种最为重要的区域相互作用方式。”[7]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带状发展的初衷在于激发区域内产业要素,尤其是中心区市场、核心区乡村文化资源、中小城市文化资源和枢纽城市金融、人才、科技等产业发展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促进区域文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发布《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后,中央财政文化扶持资金中单列了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专项扶持资金,通过培育中小文化企业促进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建设。文化部在2014年、2015年两次征集藏羌彝文化产业项目,使之成为独立于国家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库和特色文化产业项目库的第三个专项项目库,并与财政部形成项目评审通报机制,对藏羌彝文化产业项目进行倾斜扶持。截止目前,入选文化部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重点项目库的项目已达60个,各省区申报项目近200个。国家《“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将“藏羌彝文化旅游带”列入10条国家精品旅游带之一,《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将“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作为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的五大工程之一,提出“加快推进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引导实施一批有效保护文化资源与产业转化项目,培育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产业产品和品牌,打造藏羌彝文化旅游带,促进文化产业与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发展思路。七省区也各自积极主动融入廊道建设,结合自身特点制定出台了相关规划、扶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廊道建设与发展。

      第一,从发展现状进行客观分析,目前廊道建设与发展更多是依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形成了的点、段集聚发展,核心区的文化资源优势得到市场的关注,但其产品和服务转化能力相对不足;枢纽中心城市消费开始流向核心区乡村旅游市场,但枢纽城市对核心区的资源开发、产品创意和市场带动还未充分显现;辐射区和核心区行政壁垒并未打破,区域内部核心区、辐射区和枢纽城市在人才、科技、资本等产业要素的流动、配置的带状发展格局还没有形成,区域间协同创新发展不足。以郎木寺景区为例,郎木寺景区地处重要的交通节点,自然景观独特,民族文化鲜明,是著名的文化旅游景区,一条不足2米宽的小溪从镇中流过,溪北是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的“赛赤寺”,南岸属四川若尔盖县的安多达仓郎木寺,中间夹着回族的清真寺,两个藏传佛教的寺庙在这里隔“江”相望。由于郎木寺景区分属两省,作为文化旅游市场、景区集聚区,小镇的公共设施、环境和服务体系各自为阵,缺乏统一的规划,杂乱无序,丰富独特的文化资源缺乏合理有效的配置,文化产业多元业态不够清晰,规模不大,品牌效应难以凸显。类似的情况在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区域内绝非一处,省(区)、州(市)、县(区、市)甚至乡镇交际处的不少景区、景点都存在狭隘地方保护主义、不遵循市场规律等现象,严重制约区域内文化产业有序健康发展。从总体上来看,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与发展仍然呈现出“散点式发展”,廊道内部区域间协调联动发展和局部组团式发展相对不足,点与点之间缺乏串联和联动,带状促进发展作用较弱,廊道空间集聚发展亟需优化。究其原因,其根源在于在推动廊道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认识还不到位。地方政府在推动藏羌彝走廊区域内文化、生态资源向资本转化、资源向产品、服务体系转化以及产业要素的流动和有效配置时缺乏学理性的思考,包括对培育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时间周期、建设的艰巨性和所需要的投入成本也缺乏充分的论证。

      第二,市场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任何产业都以市场为基点,文化产业也不例外。市场在不同文化产品的生产之间建立联系,通过产品销售、服务等形式直接或间接作用于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服务;同时,也通过影视、动漫、出版物、文化娱乐,包括在地性的文化旅游、演艺、娱乐、工艺美术品、文化体验和文化创意活动提供数量巨大的岗位,为地方拓展新的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空间。市场对文化产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地广人稀,2016年七省区总人口为2.39亿,总面积为365.14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65.55人/平方公里,远远低于全国144.06人/平方公里的平均水平[8]。尽管改革开放40年来,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区域内城乡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走廊区域内七省区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呈现稳步增长态势,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本土文化消费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见表6)。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核心区大多是以县城、乡镇和特色文化村落为主体的地方文化消费市场,其本土文化市场的规模、性质决定了产业发展的体量、规模。尽管辐射区、枢纽城市有规模较大的消费群体和市场潜力,但受到区域内交通条件、气候环境和核心区文化服务能力的限制,如以现代时尚文化产品的商业价值和现代产业的基准进行考量,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市场规模、体量还相对不足,难以促成文化产业的规模化发展。2016年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七省区文化产业增加值为3111.4亿元,较上一年增长14.17%,占地区生产总值(GDP)比重为3.48%,较上一年度提高0.18个百分点。从横向比较来看,2016年七省区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总额仅为10.11%,地区生产总值(3.48%)也远低于全国总体水平(4.07%);分省区来看,陕西和四川占GDP比重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其余五省区则远低于全国总体水平(见表7)。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文化企业总量相对较少,市场竞争力较弱,文化企业“小散弱”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见表8)。文化产业发展对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沿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较弱,在提升地方居民收入、增加社会就业、推动扶贫攻坚等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

      第三,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培育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在市场的作用下,通过国家、地方政府的引领,拓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马克思在分析人类经济活动时曾说过“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9]文化产业的主体是人,其产品和服务的客体对象也是人。人力资本是产业发展的重要要素,“人力资本要素构成是动态的,并非一成不变。在农业时代,强调以体力为主;在工业时代,强调人的技能、经验等;而到了知识经济时代,更强调人的知识、创新能力和社会协作能力等。”[10]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最新形态,文化产业虽然包含地方“我者”的文化活动,但区域和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多地是将区域内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和服务,最大化服务更大市场空间内“他者”的需求。文化产业因此也需要了解现代经济发展规律,熟悉现代文化市场,掌握资本运作,具有审美创意设计能力,懂得营销,具备文化管理的人才。

在历史长河中,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不同民族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也培育了众多民族、地方文化的传承人、文化持有者。这些人才是区域文化传承和创新的主体,他们熟悉、了解自己民族、地方的文化,热爱自己的文化,但却缺乏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市场意识、资本运作、产品推广和生产管理能力。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区域发展的不均衡、城乡之间生存环境的差异导致大量优秀的地方文化人才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尽管有大量的外来旅游消费群体进入藏羌彝地区,但主要是对区域内异文化的想象与寻找,尽管在环境较好、资源富集的地区,如云南大理、丽江集聚了带着资本、技术从事文化生产的外来文化从业者,有效推动了地方演艺、休闲娱乐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但整个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核心区域和辐射区域、枢纽城市之间、南北之间、城乡之间的文化经济活动的区域差距和不平衡状况,绝非短时间内可以缩小抹平。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和体量规模的有限背后,表面上是文化产业创意、经营管理、营销人才的匮乏,深层次则是区域经济由传统农耕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过程中作为制度调适者人的观念转化问题。

      第四,资本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包括了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在生产文化消费产品与提供服务过程中,无论是包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在内的广义资本,还是狭义的金融资本,都是决定文化产业形态、产品生产能力、服务空间和产业规模的重要产业要素。追求利润是资本的天性,资本供给的规律受制于预期回报和投资风险。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资本供给和需求的空间不均衡性必然会加大区域之间发展的差距。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区域内的本土消费市场、文化资源的性质、文化创意活动、产品流通范围和特色文化产业的小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投资回报的空间差异,决定了外来金融资本流入、区际资本流动的有限性。本土资金的不足、外来资本进入有限必然导致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资源富足与文化产业小散弱之间的巨大反差。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取决于地方聚集当地资金的能力、争取中央和上级政府支持的能力、汇聚金融机构融资贷款的能力和吸引外资的能力。以个体、家庭、村落和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地方资本的有限,文化资源评估和中小企业市场的风险性导致金融资本的吸附能力较弱,决定了藏羌彝走廊产品的生产能力较差、文化产业产业规模偏小、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比例偏低的现状,并且资本与产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改变,成为制约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五,文化生活与文化生产有着本质的区别,文化生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不同族群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具体行为、活动,文化生产则指向在具体生产生活中的创造性生产过程与产品的物质呈现和可提供的服务。文化多样性是民族地区文化的主要特征,不同民族有丰富多样的文化艺术生活,也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独特的民族文化艺术产品与文化服务。对文化的“我者”而言文化是熟知的日常生活,文化的价值是“我者”自身的存在意义,对于“他者”,文化多样性是对异文化的追寻、消费和猎奇的对象。相对稳定的知识系统、艺术、习俗、审美、观念习惯和偏好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形式,但民族文化认同与文化生活的惯习也往往会成为遏制地方文化经济发展的力量。文化追求的是个性和社会效益,产业追求的是利润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从“我者”的关怀到“他者”需求的满足,要实现效益最大化,市场空间的拓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个性化、独特性背后必然是小众化、地方化,从这个角度看,“民族的未必是世界的”。

      不管是在地性的文化生产、文化展演活动,还是互联网空间的影视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都需要依赖外来庞大稳定的文化消费群体。要获取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消费群体,数字时代传播就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中心。“一个前所未有的范围内关于群体与合作的故事——‘你’的故事——正在为整个经济/文化体系构建新式的个体、公民以及参与形式。”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核心区、辐射区大多是中小城市和相对分散的村镇,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和经济行为决定了地方政府、民众缺乏现代经济组织能力和文化创意发展的理念。

      与日常生活融于一体的民族歌舞在转化为在地性的演艺产品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主导的大量演艺产品缺乏创意和市场化运作的能力,大多是简单的拼贴和过度的渲染,很多花费巨资打造的演艺产品缺乏市场定位,停留在对地方文化宣传、营销的阶段,甚至是为满足地方政府文化建设绩效的“贡品”。

      民族民间工艺是为满足民族日常生活的工具与配件生产的产物。工具性、实用性是其主要功能,其次才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的技艺和符号能指意义。在民族工艺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实用功能的弱化与审美装饰的强化、地方性复制到分众化的定制、地方性的生产到全球性的旅游工艺品、传统技艺的传承到新技术的融合等在地性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理念的更新还没有形成共识。

      民俗节庆活动是人类社会逐渐形成、完善的文化过程。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有丰富多样的民族节庆和民俗活动,是体验经济时代文化旅游产业的重要资源。这些古老的传统节日和民俗文化作为民族信仰、感德祭祀以及生产生活中的知识体系,是民族文化的基本框架,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力量。作为文化旅游产业的主要形态,民族节庆和民俗活动也需要转变观念,处理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问题,强化民族特色参与、互动、展演的功能。

      民族地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的现代解构和建构的问题。国际经济合作组织(OECD)将这一过程中的消费者所引发的两个相反相依的进程称之为破坏性重建(disruptive renewal)或者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11]。民族地区在发展区域文化经济的过程中,依托在地性文化体验和现代市场、网络平台将地方、民族的文化生活转化为满足外来文化消费群体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不仅需要突破文化保守主义的观念束缚,创新发展理念,也需要认识和了解大众文化消费与文化经济的相关理论、文化产品生产、贮存与分配的方式,包括统一竞合条件下的市场和商业模式。尤其是互联网时代,“消费者的‘产业’概念由于网络用户的概念而变得更加复杂。”在文化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他们的文化、知识、选择以及他们在经济之外的社交网络——需要加以考量,因为这意味经济与知识的进化过程中的增长、创新与动力都来源于此。因而这里有一种途径可以收集利用体系内所有主体的创新力能量,并且有一种机制——社交网络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来协调他们在创新方面以及沟通方面的选择与活动。”[11]

      第六、任何产业的发展都需要空间与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农耕经济时代土地是最主要的产业要素,工业经济时代大型厂房和机器设备是工业发展的基础。现代服务业也需要相对体量的商业楼盘和服务体系。文化产业的发展除了文化资源、资本、科技、技术和人力资本外,也需要相关基础设施和必要的空间。文化产业发展初期,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最为重要的是两个因素,一是城市庞大的中产阶层,这是文化产业赖以发展的市场基础;二是城市大量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生产和流通等配套的产业服务体系,包括博物馆、图书馆、高校、主题公园、广播影视机构、演艺场所和商业文化综合体。尽管全球化、互联网信息平台和现代交通体系为具有独特民族文化和良好生态环境的偏远民族地区的中小城市和乡村带来稳定的外来消费群体,但相对分散的中小城市和乡村缺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必要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以家庭、小型社区和地方性历史文化街区、民族村落为主体的文化生产空间可以满足地方性的文化生活,为小部分外来消费群体提供必要的体验场所,却难以大规模满足外来消费群体的需求;边远民族地区地方经济发展的水平不足以支撑建设大规模的公共文化设施,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核心区、辐射区和枢纽城市空间的区隔、资源、产品生产与服务和市场中心的分离,也成为产业聚居和吸引外来资本进入促使产业规模化的重要遏制因素。这也是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产业发展中北端相对滞后、南端发展较好的重要因素。

      现代文化演进的基本规律是文化与经济、科技、地缘政治的融合。文化多样性是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的基础,但文化多样性带来的社会、地方、族群的内在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遏制区域文化经济拓展的因素。在全球化和科技信息时代,区域发展的社会组织、资本、人才、技术、地理环境等要素配置已成为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整体发展必须要面临和突破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我们必须看到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建设不仅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解决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区域现代社会治理的重大课题。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培育建设过程也是客观认知和客观评估全球化时代区域文化多样性价值的过程,无论国家、地方政府还是原住居民、外来群体和资本力量必须认识到“文化多样性有助于形成创造力,但抽象地提倡多样性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准确地展示多样性如何带来经济上的成功、社会机会、政治稳定并解决冲突,而且其自身是有价值的、美丽的和令人愉快的。”[6](P286)区域内多样性文化与经济实现有序整合,建立在文化多样性基础上的区域文化产业才能有效配置资源,文化产业也才能真正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形态。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带状发展思路成为推动跨区域资源配置、促进文化产业要素流动、带动区域文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运河文化产业带、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长江文化产业带等相继提出。漫长的历史发展孕育和积淀了民族迁徙线路中民族文化的活态分布、文化遗存的带状分布。历史和当下的确有文化带存在,但是要培育建设文化产业带,一定要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夯实产业发展基础,构建有效资源配置方式,而不是停留在空泛的营销概念层面。

      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本土与全球多种要素、多重力量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政治经济行为。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中,不管是国家意志、地方权益还是区域内各民族人民的诉求“都已经被裹挟卷入市场经济的逻辑框架之中,任何一个民族共同体(更不用说村寨层面上的微观存在)都已经不可能作为隔离的种群而存在。”[12]此外,非主流的地方性、民族性文化产品生产是国家文化产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一开始就受到本土消费和外来文化消费的影响,这决定了其产业发展必然受到内外两个市场的制约,其产业发展的路径、功能、价值指向也与国家和地方民众文化生活的诉求与权益密不可分。在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培育和建设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空间,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培育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创造产业发展条件,创新发展理念,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同时也需要夷平“本土与全球”“中心与边缘”“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我者与他者”的话语权力与利益格局,破除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遵循区域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促进区域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实现国家意志、地方权益和各民族利益的有机统一,促进区域文化、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13]。

      (感谢于良楠助理研究员协助整理资料、校对)

【参考文献】

[1] 迈克·布朗.文化地理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8.

[2] 王恩涌.文化地理学导论:人地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6-7.

[3] 范建华.穿越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N].中国文化报,2016 -09-07(06).

[4] 郝时远.改变世界经济地理的“一带一路”[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149.

[5] 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521.

[6] 维克托·A.金斯伯格,戴维·思罗斯比.艺术与文化经济学手册(下)[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360.

[7] 魏后凯.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461.

[8] 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7)[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34-36.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98.

[10] 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379.

[11] 约翰·哈利特.数字时代的文化[M].李士林,黄晓波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50.

[12] 陈庆德,潘盛之,覃雪梅.中国民族村寨经济转型的特征与动力[J].民族研究,2004,(4):28-37.

[13] 李炎,胡洪斌.中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6-201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220-222.

 

 

 



 

 

 

Bookmark the permalink.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