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新,胡鹏林 | 中国文化产业研究2018年度学术报告

中国文化产业研究2018年度学术报告

周建新,法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鹏林,文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项目发展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1期

摘要: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研究进入新常态,研究成果多点开花,数量稳中有降,特色显著,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化产业经验总结、文化产业基础理论越来越重视细分领域研究、地域文化产业研究成果显著、重视产业融合和跨界融合研究、关注政府和政策的重要作用、关注新兴和边缘的文化产业业态、重视国家战略背景下的文化产业研究、文化企业和园区研究受到重视、文化产业微观研究数量增幅较快、文化产业年度报告(蓝皮书)持续红火、文化产业学术会议快速发展等方面。同时,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研究也存在着文化产业研究高水平成果不多、理论探讨与产业实践脱节、年度报告良莠不齐、专业学术期刊发展滞后等问题。针对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研究的现状与不足,我们认为文化产业研究应该坚持服务社会和地方经济的导向、加强应用对策研究、适当缩减年度报告规模、推动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研究、加强专业学术期刊建设、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文化产业研究。

关键词:中国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理论;文化产业学科;文化产业会议;文化产业学术期刊 

 

一、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研究概况

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研究进入了新常态。这个新常态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研究成果数量稳中有降,逐渐进入细分领域研究,关注地域、政策、国家战略以及产业融合发展等问题;研究的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研究深度有所强化。2018年文化产业研究成果的数量相比较往年有一定幅度的下降。据统计,2018年出版的关于文化产业的专著共300余部,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以“文化产业”为主题进行搜索,共搜索到论文2695篇,其中与文化产业直接相关的论文仅1000篇左右,其中CSSCI期刊收录论文也仅200篇左右。

      综合分析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研究成果,发现呈现出这么几个特点:(1)文化产业改革开放40年研究是一大热点。2018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涌现了一批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和经验总结的成果。(2)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越来越重视细分领域研究,如文化产业学科理论、意识形态属性、文化消费理论、评估模型、产业集聚测度等。(3)地域文化产业研究成果显著,从学术论文数量上来看,各省市文化产业研究论文数量占总论文数量的30%以上,主要着眼于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城市文化建设等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成为热词。(4)文化产业融合进一步深化,一方面是产业融合,如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体育产业及其他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另一方面是跨界融合,如文化与科技、金融、互联网等领域的融合发展。(5)文化产业政策日益受到重视,学术界越来越关注政府和政策在当前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聚焦在政府角色、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资金政策等方面。(6)文化产业传统业态和新兴业态齐头并进,学者们拓宽了关注对象,在对传统业态持续关注的基础上,对于新兴文化产业业态、边缘文化产业业态给予了关注,如新媒体产业、数字创意产业、艺术产业、二次元文化产业、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等。(7)关注文化企业和园区研究。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学者较多关注文化企业相关问题,如文化企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评价、政府补助、融资效率以及中小微文化企业的政策扶持贷款等。(8)文化产业年度报告(蓝皮书)持续红火但良莠不齐,总体质量还有待提升,尤其是详实的统计数据、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案例的典型性。此外,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研究还表现在学术会议数量日益增多,高校、研究机构和各类研究学会主办的学术会议在强化理论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当前文化产业实践。文化产业各领域各地方的年度报告、蓝皮书层出不穷,但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有待提升。学术期刊开设文化产业专栏的数量有所提升,但是重点期刊依然没有给予文化产业研究太多学术空间。

 

二、文化产业改革开放40年研究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各行各业都围绕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进行盘点总结,文化产业研究也不例外,涌现了一批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总结的学术成果。范周、杨橘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与成就》一文具有代表性,作者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阶段、文化产业业态发展成果(新闻传播、广播电视、动漫、文化遗产)、文化产业“走出去”发展、文化产业政策发展这四个方面,以时间为经,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概括[1]。

      文化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学者们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主要聚焦于文化市场主体、文化市场管理以及相关的经济和产业政策等微观层面;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阶段则是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以体系建设为出发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四十年实践形成了四条重要经验:坚持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辩证统一、把文化发展战略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运用文化理论创新成果指导文化建设[2]。

      文化产业政策演变研究主要着眼于改革开放40年来文化产业政策的历史流变,归纳文化产业政策的发展规律和发展经验,旨在把握未来文化产业政策的发展趋势。欧阳有权以文化政策的问题导向演变为线索,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演变概括为三个阶段:一是要不要开放文化市场;二是要不要发展文化产业;三是怎样发展文化产业[3]。王炎龙、麻丽娜认为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经历了五个时期:文化政策探索期(1978-1991):事业化主导夯实市场化基础;文化政策过渡期(1992-2000):制度化规范提升产业化程度;文化政策转型期(2001-2006):多元化结构增强市场化地位;文化政策增长期(2007-2011):特色化产业推动公共化服务;文化政策扩张期(2012至今):融合化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虽然,通过特定角度和线索,这些文化政策演变研究有助于人们理解和把握政策演变的逻辑。但是,文化产业政策演变不是简单的线性发展,其中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弱化了政策演变研究的价值。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旅游、新闻出版等文化产业的具体业态发展也是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研究的关注内容。例如刘宇、周建新通过总结我国图书出版业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探索图书出版业的发展规律,把握未来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方向[4]。

 

三、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

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主要着眼于文化产业学科体系建设、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性和文化产业史论等三个方面。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研究中呈现出重“产业”轻“理论”的学术研究发展趋势,如何兼顾“文化”与“产业”的双重属性,是未来文化产业学科体系建设研究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文化产业意识形态性的研究以辩证的方式审视文化产业作用于意识形态性的影响,超越了经典文化理论的局限性。

      文化产业学科建设以理论体系建设为出发点,而着眼于“产业”属性的学科体系建设正在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例如尹鸿认为,“文化产业学的基础是经济学,文化产业是对文化领域的经济学研究”,以这个逻辑为基础,文化产业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论基础是文化产业经济学,应用学科是文化产业管理学;学科体系是由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化产业管理学和文化产业发展及产业理论史三大部分构成;从文化产业链条的角度来看,学科分支包括文化生产与文化企业管理、文化市场管理、文化产业政策法规、文化国际贸易等四个分支;从行业分类的角度来看,学科分支包括艺术管理、传媒产业管理、体育产业管理、旅游产业管理等若干分支[5]。过分聚焦于“产业”属性的学科建设,反映了文化产业学术研究中重“产业”轻“文化”的研究趋势,忽视了文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社会学等“文化”属性的学科在文化产业学科体系中的重要性,不利于文化产业学科的健康发展。

      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性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一方面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性可能导致严重的文化伦理风险;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性在促进社会文化健康发展、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侯景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学派着眼于文化产业作用于意识形态性的消极影响的观点,以及大众文化抵抗“霸权”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着眼于文化产业作用于意识形态性的积极影响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对于文化领域的侵蚀,严重制约人本身的健康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则从经济政治的角度,批判文化工业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鲍德里亚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操纵消费符号实现意识形态统治。费斯克认为文化消费能否有效控制大众的意识形态,取决于大众对于文化产品的具体解读,解读的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消解了具有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杰姆逊认为大众文化中积极能动的自主性力量,为解决现实冲突或满足现实欲望创造了可能[6]。辩证地看待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性,能够超越过往的理论局限,在新的视角下发现经典文化理论的价值。例如周晓健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发现了“标准化”的积极意义。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的态度审视文化工业的标准化对于普通大众的文化控制,而在文化产业成为各国政府推动经济转型发展和促进社会文化繁荣的今天,文化工业并没有对大众进行文化上的控制,反而不断迎合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由此引发了文化伦理风险和人们对于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严重关切,使学者在当下文化产业视野中审视标准化的积极意义[7]。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性在通过文化产业形塑或引导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具有积极意义。

      关于文化产业史论的研究,学者们从多学科的视角,搜集各种文献,侧重于探讨文化产业的概念、文化创意产业的构建等命题,力图展现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出路和对策。通过总结其他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经验,为中国文化产业的经营者、管理者、研究者提供一个嘹望、借鉴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窗口和实证,得出一些有益启示,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化发展做出贡献。

 

四、地域文化产业研究

从研究主题的分布来看,地域文化产业依然是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研究的热点。以2018年出版的文化产业专著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其中地方特色文化产业研究专著25部,文化产业园区案例研究专著25部,文化产业史论研究专著13部,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专著5部,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业态研究专著4部。2018年地域文化产业研究主要聚焦于以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背景下的大区域文化产业、以省市为主要行政区划单位的文化产业以及地域文化产业测度研究。

      地域文化产业研究立足于本地产业实践,具有鲜明区域特点文化业态的研究与本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结合更为密切。《中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6-2018)》以2015—2017年中国文化产业区域发展为对象,分析了环渤海、长三角、东北、东南、中部、西南和西北七大区域的文化产业发展,探究了长江文化产业带、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台湾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态势、困境及对策,并对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进行评估,对区域文化产业的研究成果和重要事件进行了梳理。国家战略背景下的地域文化产业如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文化产业是2018年关注的重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产业研究着眼于我国文化资源或产业业态的优势,研究如何将我国文化业态链接到“一带一路”的产业链条中,主要是在文化贸易视域下审视我国文化产业或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并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产业情况,分析我国文化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机遇与挑战。一种是通过比较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分析我国文化产业的优势和劣势。另一种则是分析区域文化产业或具体业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发展定位,例如北京结合首都功能城市定位,将北京定位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的载体与平台[8]。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2018年最炙手可热的地域文化产业研究热点。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联盟、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新研究联盟等机构相继成立,一系列相关论坛活动相继举办。学者普遍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发展将迎来最佳窗口期。

      具体区域的文化产业研究立足于地区和业态特点,充分考虑到地区和业态的特殊性,其所提出的建议与举措对于具体地区和业态的发展更具有针对性。胡鹏林认为,不同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与发展目标并不相同,立足于特殊性基础上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更有利于本地区的产业发展[9]。例如,洪馨兰从台湾客家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与客家人作为台湾少数族裔处境的背景出发,提出台湾客家文化产业的发展建议[10]。长期以来,大而全的文化产业研究普遍存在,其得出的建议和举措虽然拥有理论依据和实证基础,但在具体地区的文化产业实践中却无法落地,这也是文化产业学术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一个缩影。

      基于经济地理学的文化产业测度研究凸显了跨学科研究的优势,但是研究视角的局限性使得相关成果具有同一性。依据经济发展数据测算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主要是从宏观角度描述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测算我国不同区域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研究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格局。例如,戴俊骋等人发现我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基本吻合,呈现出明显的东西部差异,东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规模与效率明显高于西部地区,深层次原因在于“区域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耦合程度高,由于市场的放大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以及政策的先导作用,造成较强的累积循环因果链条”[11]。结合过去两年的文化产业空间分布研究,文化产业空间分布和发展水平的东西差异并不是一个新颖的观点[12]。如何寻找新的切入点丰富文化产业与经济地理学交叉研究的理论成果是相关领域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通过文化要素评估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对于当前重“产业”轻“文化”的研究趋势具有启发意义。向勇提出“中国城市文化力发展指标体系”,通过城市文化基因、文化活力、文化渗透、文化支撑、文化交流等五个方面的发展水平,衡量城市的文化原创力、文化生产力、文化创新力和文化软实力。相较于仅仅依照国家文化与相关产业分类评估具体业态的发展情况,通过文化要素评估文化产业文化生态发展水平,能够更好地判断城市文化产业的长期发展态势。这为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一个新思路,通过优化城市文化生态,推动城市文化产业发展。

 

五、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主要包括文化与科技融合、文化与金融融合以及文化与旅游融合三方面。文化与科技融合研究中以“数字”为核心的业态融合研究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领域。在文化与金融融合研究中,中小微文化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被过分放大,忽视了中小微文化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和产业资源缺失的问题。文化与旅游研究呈现出由实践逐渐向理论深化的研究趋势,更加关注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内在机理。

      文化与科技融合研究聚焦于数字技术对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微观层面,以“数字化”切入文化科技融合研究的学者大多聚焦于数字文化产业本身,着眼于数字技术对具体业态的影响;宏观层面,学者们则从数字中国的思路出发,研究“数字”语境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的应有之义和发展趋势。结合过去几年文化与科技融合研究,发现文化与科技通过“数字”实现深度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这种趋势不仅为数字文化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为国家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带来新的思考。学者们发现,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有利于文化产业的结构性改革。文化创新方面,学者们主要是针对文化产业中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的现象展开研究,例如李凤亮认为文化创意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因,通过文化创新社会产品才能趋于多元化并满足日益增长、更加个性化的消费需求[13]。科技创新方面,学者们主要是着眼于科技创新对于业态融合发展带动传统业态转型升级的作用,以及催生新业态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积极意义。

      文化与金融融合中的金融支持中小微文化企业发展的研究仍是一个热点问题。中小微文化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得到学者们普遍关注的同时,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被人们过分高估,导致学者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小微文化企业文化创新能力不足与产业资源缺失的问题。文化与金融融合研究中文化金融风险研究亟待加强。例如,西沐认为艺术金融风险理论建设缺失,产业与市场的发展如何影响艺术金融风险的相关机制与路径缺乏认知,对艺术金融及其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风险要素与结构缺乏系统性研究[14]。在文化与金融逐渐走向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强化文化金融风险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文化与旅游融合研究由实践层面逐渐向理论层面深入,由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和产业链拓展的策略研究转变为文化与旅游融合的机制和影响研究。文化与旅游融合机制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聚焦于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动因,认为市场需求是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基础动因,科技创新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创造了条件,政策规制优化了文化与旅游融合的生态环境。文化与旅游融合影响研究方面,部分学者着眼于宏观层面来分析文化与旅游融合对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影响,认为文化与旅游融合增加了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促进了文化消费;还有学者聚焦于具体地域和业态,评估区域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发展现状,或是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视域下,研究传媒出版、体育产业、非遗产业、博物馆文化产业、创意设计等具体业态的发展策略。

 

六、文化产业政策研究

2018年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通过梳理文献发现,2018年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的重点有四:一是对中外各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这些政策的优点与不足,论述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现状,力求在对比的基础之上,寻找适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谋求文化产业发展之道。二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灵活运用法律法规,对财税政策中的文化产业专项资金政策进行分析,客观评估其绩效,最大限度地提出权益保护之见地。三是对当前政策的合理性、实施效果进行探讨,尤其是“一带一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国家战略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四是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演变研究,这部分已在本文“文化产业改革开放40年研究”中提及,此不赘述。

      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促使世界各国加快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相比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起步早,在文化产业政策上体系更完善、规则更成熟。美国的“有限干预”、英国的“一臂之距”、法国的“文化例外”以及日本的“文化立国”等政策,为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有学者通过分析德国的鲁尔工业区的文化产业,指出产业政策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制定与实施应坚持“供给-消费”双侧发力的基本导向,进一步提升文化市场效率,形成攻守兼备的文化外贸政策,立足文化资源优势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此外,中国台湾文化产业政策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特别是台湾文化产业税收法律制度有其自身特点,主要表现在对文化创意产业所得税、捐赠税和营业税予以优惠,这为我国大陆地区完善文化产业的税收政策提供了启示。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研究的重要性逐渐凸显。财税政策研究中关于文化产业专项资金的反思,值得引起学界和政界的警醒与思考。学者们开始从国家文化治理的宏观层面,研究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建设之间的关系[15]。还有学者认为文化产业专项资金并没有很好地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且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与效果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沦为“为钱找事”的零和游戏[16]。政府财政一味地“输血”是否对文化产业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这值得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文化产业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国际化发展应遵循合理发展机制和规章制度,相关法律法规是关键,应该要加强顶层设计,科学规划和部署制度建设,构建成熟稳定的合作机制,完善法制制度,特别要重视文化知识产权[17]。结合国家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学者们对西部地区的内蒙古、中部地区的江西、东部地区的福建以及东北地区的大连等地的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创新文化产业要素供给、优化文化产业结构布局、完善文化产业体制机制是新时代中国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选择。

      总的来说,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大多是立足于宏观和整体,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的针对性、时效性和指向性较强,主要着眼于“产业”属性的政策研究,缺乏针对具体业态的产业政策研究。

 

七、文化产业业态研究

2018年关于文化产业传统领域的研究继续保持平稳态势,据笔者统计,2018年共出版了20余部关于文化产业传统领域的专著。从研究行业来看,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研究重点行业与当前文化产业各业态的整体热度成正相关,主要分布于影视、动漫、演艺、游戏、传媒、音乐、体育等方面。影视产业、游戏动漫产业之所以成为近几年研究的重点行业,从研究的文献内容来看,主要是因为当前产业、游戏动漫产业的产业生态、跨界融合、商业模式、生产和消费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改变,明星经济模式、IP运营模式、社群模式等“粉丝经济”模式和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对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冲击。

      互联网、科技对传统的文化产业具有深远影响。学者们侧重于从互联网对文化产业链的重构方面研究互联网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深层次影响。《网络文学与动漫产业互动发展研究》分析了网络文学对动漫产业的意义、动漫产业对网络文学的影响以及网络文学与动漫产业的互动发展对青年群体的影响。《网络时代中国电影表现方法与电影产业发展》对网络时代中国电影的传奇化叙事、时空穿越、写实镜头与写意镜头结合、音乐音响叙事与电影产业的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

      游戏产业等“危机”文化业态是2018年的研究重点。2018年游戏产业出现重大转变,政策调整对游戏产业带来巨大冲击,而加强游戏管控与社会主流话语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何威对《人民日报》37年来的1718个报道样本展开历时性分析,发现1981~2017年在《人民日报》中与游戏直接相关的报道中,以游戏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为主旨的报道的比例高达38%[18]。主流媒体对游戏负面影响的报道,形塑了主流意识形态关于游戏的刻板印象。如何在游戏目前的舆论环境和“危机化”的不确定性的产业政策中推动游戏产业发展,这是今后游戏产业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同时又是亟待加强的部分。

      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关系研究超越了过往“产业属性”与“事业属性”的二元论观点,着眼于社会文化建设层面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内在逻辑的同一性。学者们认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融合能够为文化业态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融合研究多是着眼于理论层面的逻辑推演,对于产业实践中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融合的现象关照不足,甚至部分文章的观点明显落后于产业实践。

      大量学者着眼于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对具体业态的影响的研究,但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我国学者的研究多数是对传统业态与新兴业态的融合研究和以互联网、科技为基础的新业态研究,而缺乏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对文化产业未来发展影响的前瞻性研究;二是缺乏对新兴文化业态管理的研究,面对新兴业态的新特征,如何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实现有效监管还未有涉及。三是传统业态与新兴业态融合的过程中,如何应对社会、伦理等方面的问题还需加强。未来,文化产业业态研究一方面应当增强理论深度,尤其是基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另一方面应当强化与产业实践的联系,增强业态研究的现实意义。

 

八、文化企业和园区研究

文化企业研究依然是2018年的重点领域,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共有417篇该领域的论文,涉及的主题包括文化企业的商业模式、企业管理、投融资、品牌建设、绩效评估等。文化企业管理研究聚焦于企业创新和模式创新,前者着眼于产业集群外部性对于企业知识创新的积极作用,后者着眼于商业模式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文化企业管理研究主要着眼于企业创新和商业模式研究。企业创新研究主要着眼于产业集群视域下的企业创新,再一次强调了区域产业集群或产业园区中增强企业联系推动企业合作,对于企业获得外部知识的积极意义。对商业模式的研究,一方面是分析我国文化企业商业模式的类型;另一方面分析当前文化企业在商业模式选择中的问题,例如商业模式选择中的盲目跟风和盲目跨界制约了文化企业的发展。国有文化企业公司制改革的积极意义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肯定,但是体制遗留问题依旧存在,制约了公司制改革的效能。中央文化企业公司制改革得到学者们的重点关注,涌现了一批国有文化企业公司制改革研究的学术论文。从态度上看,学者们肯定了国有文化企业公司制改革的积极意义,将其视为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积极探索。从成效上看,学者们发现在已经完成公司制改革的国有文化企业中,传统体制遗留的部分问题仍然存在,公司治理主体、治理机制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仍存在较大差距。

      文化产业园区研究主要分为文化产业园区理论研究、文化产业园区个案研究、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研究视域下的相关研究。一是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研究视域下梳理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情况。例如《吉林文化产业发展研究(2018)》旨在厘清吉林省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描述了吉林省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概况。在区域文化产业的整体视域下,文化产业园区被视为文化产业的组成要素,文化产业园区相关研究仅仅停留于文化产业园区现状的描述,并未对其内在发展机理展开研究。仅仅停留于现象描述的文化产业园区研究缺乏理论深度,对于文化产业园区实践也缺乏指导性。二是文化产业园区理论研究基于创意城市、产业集群等理论视角,通过研究典型的文化产业园区案例,分析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内在机理。例如《文化园区创新模式研究》以文化产业园区为理论研究对象,分析文化产业园区文化创造力的集聚与外溢、创新模式的构成因素与运作机制,并提出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战略与举措。聚焦于文化产业园区的理论研究,通过选取特色案例研究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普遍规律,兼具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对地方政府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政策的制定以及文化产业园区的具体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性。三是文化产业园区个案研究,聚焦于具体文化产业园区,侧重于梳理园区发展的历史演变。例如《北京中关村》针对中关村创新发展历程中的体制机制、创业环境、技术研发等方面具有独创性的典型事例展开具体分析。文化产业园区的个案研究着眼于个别园区的特殊性,注重发展历程的归纳和现象的描述,其意义是为相关研究领域丰富了研究资料,对文化产业园区实践仅具有理论层面的启发性。文化产业园区研究应当进一步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在文化产业园区和企业调研的基础上开展相关研究。在理论层面,通过归纳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普遍规律指导具体产业实践;在实践层面,基于具体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情况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举措。

 

九、文化产业年度报告(蓝皮书)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的最新分类标准,2018年学者们结合文化产业领域的热点问题、重要工作内容和新兴业态发展趋势及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趋势,总结过去一年该行业的发展现状、发展特征、个案研究、存在问题、发展趋势等,也对当前文化产业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战略理论做出预测研判。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文化产业年度报告(蓝皮书)多达百部以上,以全国性文化产业发展总报告、全国性文化产业业态报告、区域文化产业总报告、区域文化产业业态报告这四大类为主。

      从文化产业年度报告(蓝皮书)的内容来看,其旨在梳理产业发展现状和问题,或聚焦于产业发展热点结合产业现实展开理论探讨。全国性文化产业发展总报告着眼于特定问题分析相关文化产业领域的发展现状,提出战略性的发展举措,例如《中国文化发展报告(2018)》《中国文化创新报告(2017,NO.8)》《中国文化产业供需协调检测报告(2018)》《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2018)》《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7-2018)》。全国性文化产业业态报告主要包括分析具体业态的发展概况、提出业态未来发展趋势和战略举措、分析本年度业态热点问题和典型性案例等四个部分,例如《2017-2018年度中国舞蹈创意产业发展报告》《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8)》《中国动画产业发展报告(2018)》《文化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18》,结合了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热词,抓住当下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热门话题,对文化与科技融合之下的产业发展现状、融合路径与战略进行研究。区域文化产业总报告主要是汇总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数据,描述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提出未来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策,例如《北京文化发展报告2017-2018》《上海文化创意发展报告(2017-2018)》《陕西文化发展报告(2018)》、《四川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8)》《湖北省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8)》。区域文化产业业态报告在区域视角下分析具体业态发展情况,与全国性的文化产业业态报告相比,考虑了地区和业态的特殊性,例如《新疆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遗产研究报告(2018)》《上海电影产业报告(2018)》《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报告(2018)》。

      从作者单位来看,2018年文化产业年度报告(蓝皮书)的作者除了出自各大高校之外,还有政府部门、社会科学院、行业协会、公司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中国动漫集团有限公司、中城乐(北京)文化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甚至出现了非文化产业专业的研究机构也参与编撰文化产业年度报告的现象。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当前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分布情况和学者的活跃集中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有影响力的年度报告(蓝皮书)仍占少数,作者出自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学科背景多元,文化产业年度报告(蓝皮书)发表数量繁多,但整体质量参差不齐,水平还有待提升。

      总体来看,2018年文化产业年度报告(蓝皮书)在研究内容上与2017年相一致,都是通过总结2018年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概况,总结该年度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的特点,并围绕个案进行专题研究,探讨文化产业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总结该年度行业呈现出的重要现象和问题,最后对行业发展的趋势和未来发展的创新路径进行预测,得出具有前瞻性的结论。与往年一样,2018年文化产业年度报告(蓝皮书)缺少详实的数据作为支撑,研究的案例不具有典型性和新颖性,缺乏学理化的分析术语和前瞻性的学术语言。

 

十、文化产业学术会议(论坛)

学术会议是衡量一个研究领域活跃度的重要标准,随着文化产业研究的深入、研究队伍的壮大以及各级政府和高校的重视,文化产业领域的学术会议和学术论坛每年都在快速增长。2018年文化产业学术会议(论坛)具有以下几种类型。

      1. 由高校主办的文化产业学术会议(论坛)。此类会议数量最多,以往更强调学术属性,如今越来越重视政、产、学、研的综合交流,拓展了学术交流空间,契合了文化产业的学术特征和学科特色。此类学术会议代表性的有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主办的“文化科技创新论坛”。2018年文化科技创新论坛以“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科技创新与区域协同发展”为主题,首次引入了“企业家论坛”,来自动漫、视频、互联网、文化旅游、文化装备、文化产业园区的企业家代表做了产业分享。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2018)”探讨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程中文化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以及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中国传媒大学的“中国文化产业跨年盛典(2018)”颁布了“中国文化产业学院奖”九大榜单,全面评点了2017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概况。华中师范大学的“2018文化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围绕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文化与旅游发展进行了探讨交流。

      2. 由文化产业专业学会主办的学术会议(论坛)。近几年文化产业领域的专业学会相继成立,如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高校研究联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会、中国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委员会等,学会主导的会议也从最初的宏观主题逐渐转向聚焦于某些文化产业领域或某些产业发展战略,以当前正在发生的文化产业实践为出发点,探索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和文化产业学科发展方向。如2018年10月在杭州举办的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高校研究联盟第十八届学术论坛(白马湖论坛),以“创新驱动 文化赋能”为主题,探讨了在新时代的历史机遇下如何推动两岸合作发展、更好地打造新时期的文化产业、加强两岸高校在文创领域的实质性合作等问题。成立于2015年的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会,2018年分别在上海大学、深圳大学举办了“新时代文化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文化产业与文化创新”研讨会。中国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委员会成立于2017年,是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的专业委员会,2018年在南京举行了首届紫金文化产业论坛暨中国文化产业专委会2018年会,论坛以文化创意推动高质量发展为重点,汇集了众多文化产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回顾过去20年的理论发展,聚焦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展望新时代文化产业改革发展的未来,并评选出中国文化产业20年学术贡献奖。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影视产业与管理专业委员会在南京举办“影视产业升级与江苏影视发展论坛”。

      3. 由各地各级政府主办的文化产业学术会议(论坛)。以往政府过于强调企业的作用,重视招商引资和企业的经济贡献,但是文化产业属于新经济领域,政府和文化企业都在探索,需要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持,因此近年来各地政府主办的文化产业论坛学术性加强,论坛邀请专家学者对文化产业方向、规划和对策等给予指导。2018年全国各地各级政府举办了较多文化产业论坛,其中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的“上海文化创意创新高峰论坛”、西安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18丝路国际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峰会”、广州市委宣传部和广州市天河区主办的“2018中国文创产业大会·乡村文化振兴高峰论坛”,在业界都产生了较好的反响。

      4. 由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主办的文化产业学术会议(论坛)。这是近些年开始兴起的文化产业交流平台,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本是由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方式举行的文化产业盛会,目的是推出各种文化产品的展览展示,促进文化产业的交流与交易。但是最近几年在博览交易会上举办了各种学术论坛,有知名学者的主旨演讲、有由众多学者参与的学术沙龙、也有由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共同参与的产业交流与学术讨论。这些学术论坛既对政府和企业界大有裨益,同时也拓展了专家学者的研究思路。例如第十四届中国(深圳)文化产业国际博览交易会举办相关的论坛或圆桌会议等活动,探讨产业实践层面的相关议题。首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办了“长三角文化融合与创新发展”的主旨论坛。第九届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合作发展论坛组织了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数字创意产业技术发展、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合作等三个分论坛。我国首个以数字经济为主题的综合性博览会——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河北石家庄举行,同期举办了“2018中国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创新高峰论坛”。贵阳在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主办了“大数据时代的中国文化产业——文化大数据分享与互动论坛”。

 

十一、文化产业学术期刊

文化产业期刊与专栏方面,目前主要有《中国文化产业评论》《文化产业研究》《文化创意产业》《中国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导刊》为代表的文化产业专业期刊。其中《中国文化产业评论》《文化产业研究》这两个刊物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和南京大学主办的CSSCI来源集刊,《文化创意产业》是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的收录期刊。此外,还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山东大学学报》《深圳大学学报》《同济大学学报》《甘肃社会科学》《东岳论丛》《福建论坛》《山东社会科学》《北京联合大学学报》《西安交通大学学报》《江海学刊》等综合期刊设有文化产业研究专栏,开设不同的专题。通过对2018年度中国文化产业学术期刊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 在最新的2018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评选出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刊中的一些高校学报和综合性期刊设有“文化产业”专栏,如《深圳大学学报》的“创意经济与文化产业”栏目,每期都正常刊发若干篇文化产业专题论文,是有较大影响和特色的优秀栏目;此外,还有《山东大学学报》的“文化与经济”、《同济大学学报》的“文化产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的“文化产业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等。这些综合性期刊和专栏尽管数量不是很多,但正在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学术倾向与脉络,其文化产业研究成果在《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系统中也获得了较高的转载率,取得良好的学术反响,这些高级别的A刊为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平台。

      2. 文化产业专业期刊太少,已有期刊的影响力需要增强。当前文化产业期刊和各类文化产业专栏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文化产业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的需要。据中国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委员会统计,目前国内有150个以上的高校开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但是文化产业的专业期刊不超过10个。文化产业是一个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在文化产业视域下展开的研究,涉及文学、哲学、美学、艺术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种学科,涉及传媒出版、动漫游戏、创意设计、工艺美术、文化装备等多种业态,而与文化产业研究呈现出的复杂性相比,文化产业专业期刊的数量显得严重不足。

      3. 国内顶级和权威期刊开设文化产业栏目较少,如《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期刊,2018年几乎没有刊登过文化产业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个很大原因是没有开辟文化产业的专栏,因而文化产业的标志性成果较为缺乏。文化产业研究应该不断提高学术影响力和学科话语权,尽快进入主流学术圈。

 

十二、结  语

 通过对2018年文化产业研究进行综合考察分析, 我们提出如下思考与建议:

      1. 文化产业研究必须服务社会,服务地方经济。从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的学术论文、专著和年度报告中,我们发现至少一半以上的成果都是从各地文化产业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城市文化空间、公共文化服务、提高文化企业效率、总结地方文化产业年度成绩、服务于“一带一路”或供给侧改革的国家发展战略等角度切入的,这说明学术研究界已经充分意识到文化产业研究既是一种理论研究,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备极强的应用价值,对产业转型、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来说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认为文化产业研究在注重学术价值的同时,必须着眼于为产业转型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为社会改革服务,必须具备双重使命感。

      2. 加强实证研究,深入文化产业的相关企业和园区,通过实地调研推动学术研究。文化产业的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产业实践,虽然目前很多学术成果是在研究文化产业案例和现象的基础上取得的,但是依然存在从理论到理论、学术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因此,我们建议文化产业研究必须在经济、管理、文化、美学、艺术等理论的基础上,必须从面到点、从宏观到微观,深入挖掘学术生长点,深入文化企业和园区,从鲜活的产业实践中获得启发,把理论表述和现象分析结合起来,把定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结合起来,在调查研究中获得新的理论支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产业的理论范式,掌握国际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话语权。

      3. 加强应用对策研究,充分发挥智库作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既是市场行为,同时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例如2018年游戏产业政策的修订对整个游戏产业的冲击是颠覆性的,我们如何研究这些文化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应该秉持何种立场?如何影响文化产业政策的走向?如何在修订文化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发挥智库作用?这些也是文化产业研究的重要方面,中国政治经济学对文化产业有根本性影响,我们必须面对并发挥文化产业研究的应有价值。

      4. 做精做强,适当缩减各类文化产业年度报告(蓝皮书)。我们发现2018年各类文化产业年度报告(蓝皮书)体量超大,不少甚至成为学术形象工程,没有发挥推动学术研究和产业发展的实效。我们建议各地政府、高校和研究机构应当重新审视编撰文化产业年度报告(蓝皮书)的初衷,选择真正有学术含量和能够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行业性和区域性的总结报告,做精做强,力争改变文化产业年度报告(蓝皮书)现有的数量多但质量不精的现状。

      5. 强化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研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与政府、企业界的交流与合作。2018年文化产业研究通过学术会议、产业论坛、博览交易会等方式,加强了与政府、企业界的交流与合作,但是并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常态的学术机制和交流机制。文化和旅游部一直在推动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研究,成立了一批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科技部也联合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等部委在全国各地建立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这一系列的举措也为学术界提供了与政府、企业界交流与合作的机会。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常态化的机制,也是未来文化产业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6. 加强与学术期刊合作,共同推出更有学术价值和产业效应的成果。2018年文化产业成果特别是学术论文的数量呈下降趋势,这是一个很大的警醒信号,我们必须强化文化产业理论探讨,加强与学术期刊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学术会议、论坛、沙龙、工作坊等方式,寻找文化产业研究的重点、难点和热点,结合中国文化产业的当前现状水平,推出接地气、有深度、契合产业需求、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不仅能推动文化产业的学术和产业发展,而且在理论研究和学术期刊之间形成一种互相促进、互相提升的良性互动关系。

      7. 加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下的文化产业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产业研究的核心是如何引导我国文化产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这方面的研究应着眼于“文化产业走出去”和“文化产业竞争力”两个关键点,分析我国文化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机遇与挑战,探讨我国区域文化产业或具体业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已上升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也是世人关注的焦点,但当前还主要是新闻热点,而没有成为学术重点。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研究应聚焦制度创新、区域协调、产业跨界链接、国际化合作、文化融合等领域,打破大湾区内部地域之间的区隔和壁垒。

【参考文献】

[1] 范周,杨矞.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与成就[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30-43.

[2] 刘仓.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体制改革的四条经验[J].求索, 2018,(4):26-34.

[3] 欧阳友权,江晓军.问题聚焦与政策论证: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演变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8,(1):132-137.

[4] 刘宇,周建新.改革开放40年我国图书出版业发展的历程与经验[J].出版广角,2018,(17):11-14.

[5] 尹鸿,孙俨斌,洪宜.“文化产业学”的学科体系研究[J].民族艺术研究,2018,(5):54-59.

[6] 侯景娟.文化产业意识形态效应的理论阐释及其启示[J].江西社会科学,2018,38(4):246-253.

[7] 周晓健.“文化工业”标准化与文化产业标准化语境之辨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2):45-50.

[8] 王林生,金元浦.文化自信、文化协同与文化创新发展 ——2017年文化北京研究综述[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31-37.

[9] 胡鹏林,刘德道.文化创意产业的起源、内涵与外延[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23-131.

[10] 洪馨兰.台湾客家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特色与挑战[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5):55-64.

[11] 戴俊骋,孙东琪,张欣亮.中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空间格局[J].经济地理,2018,(9):122-129.

[12] 周建新,胡鹏林.中国文化产业研究2017年度学术报告[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42-57.

[13] 李凤亮,潘道远.文化创意与经济增长: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关系构建[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77-83.

[14] 西沐,李亚青.中国艺术金融风险分析与管控研究[J].中国美术研究,2018,(3):138-144.

[15] 胡惠林,祁述裕,郭嘉等.“国家治理与文化治理能力建设”研究笔谈[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8,(2):109-121.

[16] 周正兵.关于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反思:兼评市场化改革的局限性[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5):47-54.

[17] 公丕明.“一带一路”建设中文化产业国际化发展研究[J].学术探索,2018,(7):127-134.

[18] 何威,曹书乐.从“电子海洛因”到“中国创造”:《人民日报》游戏报道(1981-2017)的话语变迁[J].国际新闻界,2018,(5):5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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