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诗楠 | 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与展望:基于港台海外学术成果的分析

 

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与展望:基于港台海外学术成果的分析

郝诗楠,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各国议会(政党)研究中心秘书长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1期

摘要:纵观港台海外学术研究中关于香港人国家认同问题的代表性著述,学者大都认为香港人对国家的认同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双重性,即香港人对于政权意义以及文化/族群意义上的“中国”在认同上存在差异;二是功利性,即香港人的国家认同更多地受到工具主义思维的影响,也存在着一定的波动性。究其原因,学者们认为教育内容、内地-香港的跨境经验以及政治制度与本土意识的复杂交互作用对于香港人国家认同的塑造有着重要作用。在综合港台海外文献观点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增加香港人尤其香港青年人的跨境经验是提升国家认同的主要路径;改进香港的国民教育以及中国历史教育是提升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香港本土认同可以通过“创造性转化”成为构建国家认同的有利资源;最后,为了提升香港人的国家认同,除了需要消弭激进本土主义的社会土壤以及加强国民教育,更应努力在香港构建起一套向心型的政治体制。

关键词:香港人;国家认同;海外学术;跨境经验;本土认同

 

 一、导论:不再是“经济动物”的香港人?

回归20年来,中国香港在经济意义上与内地的融合程度已经相当地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香港、澳门发展同内地发展紧密相连”,也有学者认为香港和内地早已形成了“经济国族”[1]。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经济融合并不代表社会政治融合,而与后者有关的更多是身份认同或国家认同问题。近年来,香港内部发生的诸多事件与政治争议所显现出来的是香港人尤其是新一代香港人国家认同的问题依旧复杂,甚至有人认为尽管已经完成主权的回归,但香港“人心的回归”依然任重道远[2]。

      在许多人的刻板印象中,香港长期以来被视为一个“去政治化”的“经济城市”[3],而在很多政治与社会学者眼里,香港人是属于一种“经济动物”,他们不关心甚至惧怕政治[4],奉行个体化以及强调小家庭而非社区的利益[5]。然而,随着80或90后逐渐在香港社会、经济、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人们发现香港人“经济动物”的特性已悄然褪色。在对比了中国香港与台湾两个地区的认同构建之后,马尔特·凯丁(Malte Kaeding)认为,所谓香港的“政治冷感的神话”(myth of political apathy)在代际更替中逐渐破灭[6]。香港浸会大学赵崇明博士详细总结了香港社会逐渐显现出的代际差异(见表1)。

 

总体而言,港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已经逐渐与以往人们对“香港人”的刻板形象愈行愈远。一方面,他们似乎正如美国政治学者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所言已经进入了后现代阶段,更加强调后物质主义价值观(Post-materialist values),比如自我表达、特定群体的权利以及政治参与[8]。陈奕廷指出,在这些运动中,青年一代展示了与前辈们在社会运动组织、策略与表达等方面的差异[9]。而在另一方面,港人与祖国之间模糊且复杂的情感联系使得他们对于国家的认同也呈现出了新的样式。

      在这里,我们主要选取的是中国港台地区及国外的学者以中文或英文所撰写的关于香港人国家认同的学术文献,此外也间或会涉及一些内地学者在海外发表的研究文献来进行分析和评述,勾勒出香港人国家认同的“图式”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塑造香港人国家认同的因素及如何提升香港人国家认同的展望。

 

二、香港人国家认同的两大特点

国家认同一词具有多重面向,它既可以指代对于国族的认同(national identity),也可以和公民权(citizenship)或政权意义上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紧密相连。这种语义上的多重性在香港人国家认同的现实图式中也有着显著的体现。比如马瑞林·布鲁尔(Marilynn B. Brewer)在其论文《多重认同与认同转变:对香港的影响》中指出,香港人在国家认同方面具有双重性(duality),他认为存在着一种独特的香港-中国人身份认同(a unique Hong Kong-Chinese identity),其中香港人的身份与文化或族群意义上的中国人身份之间存在着张力,同时这种身份认同也在社会中构建出一种对于同化与保留独特性之间的“极化态度”[10]。

      总体而言,综合学者的各类论述,我们可以把香港人的国家认同归结为以下两大特性。

 

(一)国家认同的双重性

      根据布鲁尔的研究,在族群/文化意义上,香港人对于“中国”的认同并不存在困难[10];但在政治或公民权意义上港人对于“中国”的态度就比较矛盾。比如,香港人常常明确区分国族(中华民族)与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认同。香港学者庄璟珉认为,香港人对于“文化中国”具有“细水长流”的认同,未曾间断[11](P12),而相比之下大多数港人在政权或公民权意义上更愿意自称“香港人”。卡洛林·卡迪尔(Carolyn Cartier)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中国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化与城市:香港1997-2007》(Culture and the City: Hong Kong, 1997-2007)的文章。在该文中,作者指出,香港人包括最新的“00后”一代更习惯于从本地语境中寻求身份认同[12]。王衡在其论文中指出:与其长辈相比,年轻的新一代港人与中央政府(即政权意义上的“中国”)存在更深的心理隔阂[13]。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所做的“香港人的身份与国家认同”系列民意调查的结果中得到印证。根据该中心201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回归以来香港人受访者对政权意义上的“中国标记”抗拒的程度要高于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标记”[14]。

      相较而言,香港人很难否认(至少是公开否认)自己是“中国人”或“华人”。例如,香港著名的社会学家刘兆佳教授曾在其《香港人的政治心态》一书中指出,即使那些认同“香港人”身份的人也以中华民族文化为荣,他们不仅认为收回中国失去的领土是中国人的“神圣使命”,而且也认同中国人的勤奋刻苦以及中国的山河壮丽[15](P91-93)。但这种承认多是文化意义上的,不少香港人对于“中国人”的认知并未完全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至少对后者的态度存在暧昧。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这种在公民身份或政权意义上“中国人”认同的模糊性已经逐渐开始反过来影响到许多香港人对于族群/文化意义上“中国人”的认同。换句话说,对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疏离甚至是不信任已经影响到了部分香港人对于“中华民族”或“中国人”身份的认同{1}。

 

(二)国家认同呈现出一定的“功利性”

      在通常情况下,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应当更多是基于情感(sentimental)且是无条件的。然而,一些海外的研究者指出,香港本地青年对于“公民权”或“爱国主义”等概念的认知,更多呈现出的是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16]甚至是自由主义(liberal)[17]。这是因为不少香港人常常从功利的角度出发来思考个人与国家、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关系。比如香港大学教授关品方就曾在香港《明报》上谈及内地香港两地关系时将其视为一种利益关系。内地之所以不是香港的“敌人”,是因为香港未来的“出路”在内地,“我们不能挖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墙角”[18]。

      这种功利性思想和功利性思维影响港人稳固的国家认同。香港大学的郑宏泰、黄绍伦两位学者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刊文认为,香港人常常在身份认同上“左摇右摆”,在心理和认知上“模棱两可”[19]。即是说,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会随某些大环境的变化、政治社会事件的发生等不断波动。前述刘兆佳教授的实证研究数据也显示,回归以前香港人选择“香港人”或“中国人”为主要身份的相对比例就不大稳定,这是因为受到中国香港与内地发生的一些事件所影响[15](P87)。例如,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民调显示,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是香港人对国家认同程度最高的时段,当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或“香港的中国人”的港人受访者比例高达51.9%,因为奥运会在中国的举办激发出了很多香港人的国家自豪感;而在经历过以非法“占中”为代表的系列政治事件之后的2015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或“香港的中国人”的港人受访者比例却下降了[20]。保罗·莫里斯(Paul Morris)和爱德华·威克斯(Edward Vickers)的论文《香港的学校教育、政治与认同构建》(Sch-ooling,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Hong Kong)在考察2012年“国民教育”风波的过程中发现,当本地港人认为“所有好职位和平台都给予了内地人”,带有较强的功利视角时,他们中间便会产生强烈的反对情绪[21]。

 

三、塑造香港人国家认同的因素分析

在本节中,我们主要结合相关学者的论述,考察教育、跨境经验以及本土认同与政治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这三方面的因素对香港人国家认同的影响。

 

(一)教育的重要性:内容而非程度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香港社会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政治上的国家认同度越低,这也许更多地和香港学校的教育内容而非受教育的程度有关。一方面由于港英政府时期为了防止中国民族主义对英国统治者的威胁,从历史教育着手淡化民族认同感,致使中国历史教育在香港大中院校长期缺失。回归以前,教科书中的中国历史的内容止于近代史,基本阻滞了香港学生了解当代中国最新发展的信息通道。另一方面,在香港学校的课程中“中国人”的认同也是空心化的。已故的香港教育学院前副院长陆鸿基教授在其一篇早期的研究论文中指出,香港学生在学校里的确被教育自己是“中国人”(Chinese),但这仅仅是一个种族甚至只是十分抽象的概念灌输,和中国当下的现实没有任何联系[22]。

      这种状况在回归后并没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据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罗永华教授对回归之初全港40个学科共100份教学大纲的研究显示,香港各级学校里关于“国家”的内容强调的均是族群/文化意义上的“中国”[23]。与之相呼应,两位来自台湾地区的学者对于香港中小学“社会科”教科书课文的研究也显示,“无论中小学之社会教科书皆深耕‘文化中国’的课程,对‘政治中国’的议题则刻意隐没”。这两位作者还举例说明道,在香港中小学“社会科”教科书中,“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史事,多持简约平实的基调,似乎在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适度距离”[24]。

      上述关于教育的研究所反映出的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所谓的“去殖民化”过程在香港回归后并未有实质性的启动。关于这点,香港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女士曾有一段生动的论述:

      英国政府……让我们香港人必须认同英国,所以每一个政府部门、每一个官立学校都会有英女皇的照片。我们回归以后,这些照片拿走了,没有东西代替。回归之后的五年一直都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25]

      当然,香港基础教育系统还存在着“人”的问题。比如保罗·莫里斯在与同事的一份研究中就指出:香港中小学的许多相关课程的教师都很少有“国家”的概念,他们没法用自己的实际经历来增进学生的国家认同[26]。另外,有不少教师并不认为国家认同或爱国主义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一份对香港中学“政府与公共事务”课程任课教师的调查研究显示,许多教师希望以一种更为“批判性”或所谓“理性客观”的方式来对待学校的国家认同与爱国主义教育[27]。当然更令人震惊的是,许多承担中国历史或其他相关科目课程的教师本身就有很强的“反国家”情绪。

 

(二)跨境经验的影响

      在香港的案例中,我们还可以发现香港-内地之间的跨境经验(Trans-border/Cross-border exper-ience)显著地影响着港人的国家认同。

      自回归以来,内地与香港之间在“一国两制”的安排下依旧维持着边境管控措施。但是,内地人员前往香港的手续变得日益简便,而特区政府也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开展了各类交流计划,这些都促进了两地人员的交往与交流。庄璟珉指出,为了推动国家认同教育在学校扎根,除了增加相关课程之外,不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被鼓励前往内地参与交流活动[11](P9-10)。

      不过,这种相对短期的交流和一般意义上的“跨境经验”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后者指的是香港人与内地(人)之间具有长期性且较为深入的交流或交往行为。有研究显示,不论是回归前还是回归以后,两地之间的跨境交往的驱动力多来自民间的自发动力(bottom-up force),当然这种动力的来源是不平衡的,其主要源自经济与商业的交往需要。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沈建法教授在瑞典人类学与地理学会会刊《人文地理》(Geografiska Annaler)杂志上所发表的一份研究显示,除了做生意的商人之外,香港人中最频繁往来内地的是经理、行政主管以及专业人士,当然还有不少港人在内地置产以便在退休或假期返回居住[28]。

      应当说,跨境经验与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香港学者陈志杰(Chan Chi Kit)对此进行了一系列量化的统计分析。陈志杰的研究指出:以国家认同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其他自变量,跨境经验的回归系数不仅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而且它的值也相当高。简言之,长期来往于两地且有更多内地居住、旅行等经验的香港人对国家在政治、文化上的认同度更高,对于国家的抵触情绪也越低[29]。

      该研究发现提示我们,在当下年轻一代香港人缺乏与内地之间的情感性与社会性联系的背景下,跨境经验对于提升国家认同方面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可以说,年长一辈的香港人中很多都是来自内地的移民或有内地的亲属。正如刘兆佳教授所言,“尽管港人与内地人在1997年之前没有共同的政治命运,但仍然有着浓厚的手足之情”[15](P86),他们对于内地甚至是国家的情感并不需要频繁的跨境经验来维持。而新一代香港人则缺乏这种情感与社会网络,因此对于国家的认识和认同就需要诸如就学、就业、经商等密集、持续的跨境互动来构建或维持。在这方面,与香港毗邻的广东省可谓具备天然的优势。一方面,来往内地的香港人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原因,更愿意在广东工作、生活;另一方面,广东人也时常收看、收听香港的广播电视节目,对于香港的社会文化也有诸多了解[30]。

 

(三)本土认同与政治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

      本土认同与政治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同样塑造着香港人的国家认同。学者们大都认为香港存在着一种独特的“香港人”(Hong Kongers)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相当复杂,这与香港在战后尤其是1949年后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关,也与中国内地长期区隔的历史相联系。

      本土认同是对香港人独特的社会心理、共同记忆与集体意识的反映。在一些学者看来,正是这样的认同让许多港人认识到自己与“内地人”或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区别[3]。这种认同在回归之后并未有多大的改变[31],甚至如香港大学阎小骏副教授所言,回归后的集体经历还在不断往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里增加新的内容和凝聚力[32]。当然,这种差异并不必然意味着“互斥”。正如前文所言,长期以来香港人都持有双重意义上的身份认同,而一直存在于香港社会中对于“本土、主体问题”的讨论,目标也并不是要排斥中国。

      不过近年来,越来越明显的一个趋势便是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与本土认同之间出现了“此消彼长”的现象——伴随着对于“香港人”身份认同的上升,人们对于“中国人”的认同则相应下降,甚至两种认同之间还出现了深刻的对立[33]。这种现象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文化现象,它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因素所塑造的。在这里,政治因素主要指的是香港极化的政治格局。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极化一方面体现在香港政坛明晰的“建制-泛民”阵营的划分,另一方面也表现在香港依旧存在着怀疑、不认同甚至试图要改变“一国两制”原则以及《基本法》体制的政党与团体上。在这个问题上,刘兆佳教授在一次专访中的思考颇有见地:

      他们(反对派——引者注)视中央政府为对手,集中力量向其施压,同时与建制派争夺权力,形成尖锐对立。基本立场南辕北辙,使香港不同的政治势力难以在共同接受的政治框架中共存,香港社会各界在回归后没有形成一个“政治命运共同体”,以致政治冲突连续不断。[34]

      香港的政治极化源自香港政党制度的碎片化及其带来的政党策略的激进化。香港中文大学马岳副教授的实证研究显示,香港(立法会议员选举)的比例代表制选举制度进一步激发了政党制度的碎片化,甚至还造成某些政党内部的分裂[35],这使得某些政党和政客的民意基础非常狭窄(见表2的示例)[36]。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个政党都缺乏迎合中间选民的动力,相反,它们只瞄准自己所能争取的“关键少数”。比如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的民意调查研究显示,在2007-2008年“政改争议”中,香港市民的民意总体上是理性温和的,大多数民众都支持政府“循序渐进”的政改方案,不认同“泛民”随意否决方案的做法。然而,这并未让各个“反对派”政党有所收敛,一些激进的政党仍旧坚持发动所谓“五区总辞”。

       综上,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香港形成的是一种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所言的极化多党制(polarized party system)[37]。它一方面表现为政党内部(intra-party)同质性的增加,而另一方面则是政党之间(inter-party)异质性的大幅提升。在香港,这种政党制度不仅无法压缩反体制政党与团体的行动空间,而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会鼓励这些团体通过操弄本土认同等议题进而削弱基础政治共识,甚至出现萨托利所言的那种“政治光谱两端的政党同时反对政党”的荒谬情形。

 

四、提升香港人国家认同的展望

在综合海外文献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发现香港人对于国家认同的程度相较于他们上一辈来说要来得低;而在香港人当中,对国家认同最低的群体是那些受过一定教育但没有什么跨境经验甚至没有去过内地的青年人。这些青年人对于国家的认知受到香港某些政客和特定媒体的塑造,也缺乏他们上一辈所特有的、对于中国内地的“乡愁”想象。因此国家对于他们来说不论从空间、时间还是心理等方面来看都很遥远。持平而论,对国家认同低不一定必然等同于“港独”;但是,国家认同的真空很容易让“港独”等思潮趁虚而入。

      因此,结合上述的分析与评述,我们在香港人的国家认同提升方面可以得出四点展望。

      首先,增加香港人尤其是香港青年人的跨境经验是提升国家认同的主要路径。以往中央的对港统战工作专注于中上层人士,这在取得重大成功的同时也忽视了与中下层人士尤其是普通港人的互动,造成了“真空”。因此,为了提升香港人的国家认同,应当逐步将两地的互动交往“下沉”,尤其是增加普通市民与青年人的跨境工作与学习经验。一言蔽之,只有让所有民众都对祖国有实际的“参与感”,祖国才会有广泛的“存在感”。在这方面,内地的广东省可以发挥首要作用;而建设中的粤港澳大湾区则更是一个提升香港人跨境经验的重要平台。

      其次,改进香港的国民教育以及中国历史教育是提升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香港本地长期以来国民教育以及中国历史教育方面的缺失进一步削弱了香港青年人的国家认同。2017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香港“对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有待加强”。而在之前的“国民教育风波”中,不难看出香港人也并不是反对国民教育本身,而是对国民教育的内容有所要求[11](P20)。因此,改革香港的国民教育、增加中国历史等科目还是具备必要性与可行性的。

      第三,香港本土认同可以通过“创造性转化”成为构建国家认同的有利资源。这里,“创造性转化”的第一步便是做实“中国香港”与“中国香港人”的身份。这一身份建构的关键在于重新在历史与政治叙事中强调香港、“香港人”在中国与“中国人”当中的重要位置,积极将香港人长期所拥有的“优越感”引导至为国家前途与民族复兴的担责上来,以此重塑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共同性”以对抗“港独”等族群主义叙事者对于两地差异的过度夸大。

      最后,国家认同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因此最终有赖于香港本地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下香港政治体制的症结不在“民主”与否,而是在其基础性的制度机制上。因此,为了提升香港人的国家认同,除了需要消弭激进本土主义的社会土壤以及加强国民教育,更应努力在香港构建起一套向心型的政治体制。

      总而言之,国家认同对于新时代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工程,只有真正认同自己的国家与民族,方能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言那样,让包括香港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注:

{1} 当然,这也与部分民意调查的提问方式让受访者将两种意义上的“中国”混淆有关。例如,很多民意调查在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时并未对“中国人”的内涵进行解释,而这种混淆有的时候是刻意为之。

{2} 后因“辱国宣誓”被判定剥夺立法会议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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