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守奎 | 汉代伊尹文献的分类与清华简中伊尹诸篇的性质

汉代伊尹文献的分类与清华简中伊尹诸篇的性质

李守奎,清华大学教授,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3期

 

 

伊尹的事迹与故事文献多有记载,战国时期普遍流传,《诗》、《书》、《国语》、《左传》、《战国策》、《论语》、《墨子》、《庄子》、《孟子》、《天问》、《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经史诸子中多有称述[1]。汉代学者所见尚多,当时就分为三类。一为《诗》、《书》类。诗中只有《商颂》,《书》类中则很多见。《史记·殷本纪》载《汤征》篇中有汤与伊尹之间的对话,又载伊尹所作有《女鸠》、《女方》、《咸有一德》(《尹诰》)、《尹训》、《肆命》、《徂后》、《太甲训》三篇等十来篇。太史公自叙云:“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可见司马迁是把这些与伊尹相关的内容当做《书》类文献看待的。《汉书·艺文志》中有《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1},司马迁所见有的在五十七篇之内,有的在所谓“百篇”之内,都可以归入《书》类文献。第二类是道家。《艺文志》道家中有《伊尹》五十一篇。第三类是小说家,小说家中有《伊尹说》二十七篇。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汉代所见或所知伊尹相关的文献之多,而且可以知道汉代学者对这些文献的性质已经进行了判断并加以分别。这七八十篇与伊尹相关的文献现今一篇不存,只有一些残辞碎句留存和伪作行世,令学界纷纷扰扰,争论不休。清华简所公布的前五册中有五篇与伊尹相关的竹书,分别是第一册的《尹至》、《尹诰》、第三册的《赤鹄之集汤之屋》和第五册的《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全部是关于伊尹与商汤之间的故事,但思想内容、语言风格与叙述方式大相径庭,差异十分明显,不仅为我们了解汉代学者对相关文献的分类提供了实物材料,而且对伊尹文献性质的判断提供了真实的依据。

一、“真古文《尚书》”、《尹诰》与其他书类文献

过去我们知道有“伪古文《尚书》”,但谁也没见过“真古文《尚书》”,因此概念不对称。又因为今存“古文《尚书》”只有伪,没有真,于是现在“古文《尚书》”也就有了伪书的含义。清华简“真古文《尚书》”面世,自此而后,讨论古文《尚书》就需要加以区分真、伪,不能一概而论了。我们先从古书中有迹可寻的《尹诰》谈起。

  李学勤先生指出“据《尚书·尧典》孔颖达《正义》,西汉时曲阜孔壁发现的古文《尚书》里便有《咸有一德》,也就是《尹诰》,至汉末郑玄时业已佚失。东晋时立于学官的孔传本《尚书》的《咸有一德》是后人伪作,自宋代以来历经学者讨论,已成定谳。现在清华简里重新发现了这篇古文《尚书》,实在是值得高兴的事。”[2]简明扼要地理清了该篇的流传过程与清华简本的性质。廖名春先生也指出“《咸有一德》确属伪书,而清华简本才是真正的《尹诰》或《咸有一德》。”[3]笔者赞同《尹诰》是真古文《尚书》的观点,理由如下:

 

(一)《尹诰》的流传、亡逸与作伪

  先秦时期,《尹诰》已见于引用。《礼记·缁衣》两引“尹吉”:“《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又“《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郑玄注指出《尹吉》即《尹诰》。郑说是,详见下文。

  司马迁曾经见到过写有“咸有一德”的古书。《殷本纪》:“(汤)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以令诸侯。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汤崩……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

  司马迁所见的《咸有一德》位次《汤诰》之后,是在商翦灭夏之后,改正朔行政之前。《尚书》排列次序的依据是内容,排在这个时段,其内容当与此时之人物事件相应。

  这篇古书在汉代就亡逸了。东汉末年的郑玄虽然没有见到原文,但还知道其部分真相,郑注《缁衣》云:“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咸,皆也。君臣皆有一德不贰,则无疑惑也。”这段注释明确告诉我们如下几个事实:(1)《缁衣》所说的《尹吉》即《尹诰》。后代的学者还有怀疑郑注的,但郭店楚简和上博藏楚简《缁衣》皆作“尹”,“”即“诰”之古文,充分证明郑说之可信。(2)郑玄见过此篇的《书序》,知其篇名异称为《咸有一德》。(3)此篇在东汉末年已经亡逸。不仅全篇亡逸,连古书中所引《篇名》也传抄有误。

  郑玄所知该篇的顺序与司马迁所见相同。孔颖达《尧典疏》:“其百篇次第,于序孔、郑不同……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后,第四十;郑以为在《汤诰》后,第三十二。”

  从先秦到汉末,关于《尹诰》留给我们的汉代学者所知确切信息有四:(1)两个异称的篇题:《尹吉(告—诰)》、《咸有一德》。(2)两句引文“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3)汉代认为伊尹作该篇的时间:灭夏之后,改朔之前。(4)在《尚书》中的位次:《汤诰》之后。

      今传《尚书》序、文俱在,位在《太甲》之后,即孔颖达所见孔传本:

  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曰:“呜呼!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监于万方,启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今嗣王新顾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绥先王之禄,永厎烝民之生。”

  “呜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无自广以狭人,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

  全篇只有“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一句有所依据,其它全部从这一句中的“一德”演绎发挥而成,把灭夏后对汤之所言当成了劝诫嗣王太甲。清代学者予以深究狠批,阎若璩引姚际恒云:

  详篇义,疑史臣所记,当是尹与汤如虞之君臣作明良喜起歌相似,故曰“咸有一德”,但此不为歌为文耳。诸经传于伊尹并无告归致仕之事,作伪者见《书序》茫无可据,遂凿空撰出伊尹复政一节,以取配合周公复政之意,将《咸有一德》篇本属尹在汤朝襄赞于汤者,移入在太甲朝陈戒于太甲。

  姚氏看出破绽,归宗司马迁所见,指出伪书之流弊都极有见地,但因为没有见过真古文《尹诰》,对一些细节的推论多流于臆测,也为学者所诟病[4]。

  自阎若璩以来,《古文尚书》是伪书已经为学术界普遍接受,但因为谁也没有见过真古文尚书,部分学者依旧心存疑虑,真伪问题时起微澜。清华简《尹诰》面世,许多问题涣然冰释。

 

(二)真古文《尚书·尹诰》所解开的诸多谜底

  1.“古文《尚书》”的原貌

  《尹诰》用战国楚文字书写,原无篇题,用通行文字转写如下:

  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氒众。非民无与守邑,氒辟作怨于民,民复之用离心,我翦灭夏。今后何不监?”挚告汤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汤曰:“呜呼!吾何作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挚曰:“后其赉之有夏之金玉田邑,舍之吉言。”乃至众于亳中邑。

  汉代人所见古文《尚书》,大部分出自鲁地壁中书,用“古文”书写,与用汉代隶书书写的今文《尚书》相对应,最初是文本差异,后来演变为学派之争。《尹诰》篇在《艺文志》所说的《书古文经》五十七篇之内,这些学者论述已经很多,这里不再赘言。汉代学者所说的“古文”,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是战国时期六国文字[5]。壁中书出自鲁地,是用齐鲁文字书写还是楚灭鲁后用楚文字书写[6],目前还在讨论。不论汉代用的是哪种具体的文字书写,清华简《尹诰》都属于“古文”无疑。如果汉代的古文《尚书》是楚文字书写,清华简《尹诰》与之就更加接近“真古文”了。

  2.简本与郑玄之前所见相合

  《尹诰》留存下来的信息太少,不仅全篇内容无人知晓,而且仅存的两句引文由于失去了上下语境而被臆测曲解。清华简使我们见到了真相。

  简文叙述了伊尹与汤同心同德。伊尹念及“天之败西邑夏”,告诫汤要汲取夏灭亡的教训,为汤出谋划策,告诉如何施政理民。汤接受伊尹克协我友和施惠于民的建议。从其内容来说,置于商汤建国初期非常合适。把司马迁所见和郑玄所知的内容与清华简《尹诰》比较如下:

由此可见,清华简此篇与司马迁、郑玄留给我们的信息是完全吻合的,是与汉代人所见古文《尚书》内容相合的一个抄本,是继伪古文经《尹诰》横行一千多年之后所发现的“真古文《尚书》”。如下问题得以澄清。

  (1)篇题

  古书原无篇题,篇题大都是整理者或收藏者为了检索方便,书于简背。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摘字名篇”,二是概括意旨,“盖其始本以为简篇之题识,其后遂利用之以表示本篇之意旨。”[8]上引廖名春文章指出:“此篇《缁衣》称为《尹诰》,是从内容而言。《书序》以为《咸有一德》,则是以首句‘惟尹暨及汤,咸有一德’而名。”[3]所论极是。

  目前我们可知此篇在战国楚地,原无篇题。《尹诰》、《咸有一德》是同一篇书的不同抄本,由此可见其流传之广。

  (2)《缁衣》所引佚文的释读

  清华简中《尹至》与《尹诰》是先后相联的两篇。《尹志》叙述伊尹自夏至商,告诉汤夏之实情,谋划灭商。《尹诰》则是灭商之后,治民理政的谋略。“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一句在两篇之间承前启后,意思是伊尹与汤既已经历了共同灭夏、都能同心一德,所以下文伊尹又提出治国的方略,汤欣然接受。因为有了上下语境,意思显豁。

  “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鄭注云:

  《尹吉》,亦《尹诰》也。天当为先,字之误。忠信为周。相,助也,谓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见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终,今天绝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于夏,此时就汤矣。夏之邑在亳西。见或为败,邑或为予。

  所说“《尹吉》,亦《尹诰》也”、“伊尹始仕于夏,此时就汤矣。夏之邑在亳西”、“见或为败”等都极有见识,但由于郑玄未见原篇不知上下语境,佚文传抄又多有讹误、通假,有些内容郑玄也不得其解,解释迂曲。马楠根据清华简做了很好的阐释:

  “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对应“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郑云“见或为败”,是也。念、躬韵部侵冬旁转。念所从之今声为见母,与躬双声。《毛诗·谷风》“我躬不阅”,三家诗作“我今不说”,可为旁证。[9]

  简文“夏自绝其有民,亦惟氒众”与“自周有终,相亦惟终”相对应。马楠认为“周”为“害”之讹书,“终”读为“众”。皆是。详见上引博士论文。

  经文当读为“自害有众,丧亦惟众。”夏自害其民众,丧亡也是因为其民众的离心反抗,意思十分显豁。丧、相声韵并近,古玺有:

徐在国将字隶作“”,读为桑陵,十分正确[10]。“”是双音符字。桑、丧是一字分化。

《缁衣》所引佚文多讹误,但并不是一无是处。对照传世佚文,也可以看出简本中的问题。“夏自绝其有民,亦惟氒众”句似脱“相(丧)”字。“夏自绝其有民,丧亦惟氒众”才文通字顺。

  (3)成文时代

  对先秦文献成文时代的判断需要谨慎。以《缁衣》为例,很长时间一些学者认为是汉代经师所作。出土文献证明,《缁衣》在战国中期已经普遍流行,楚地就发现郭店、上博两个抄本。《尹诰》见于《缁衣》引用,其成文理所当然会更早。《缁衣》所引皆《诗》、《书》、《易》类古书,《尹吉(诰)》与《君牙》、《甫刑》、《君奭》、《君陈》、《说命》等,战国学者都视为同类,都是书类文献。我们不能低估《缁衣》作者的判断能力。

  (4)流传过程

  从上文所说篇题可知,战国时期《尹诰》就有不同文本流传。无篇题抄本何时流入楚地,还难以论定。从古书篇题的产生和流传的过程来看,应当是无篇题——加篇题——篇题流传,从这个角度来推测,清华简这个抄本很可能在《缁衣》引《尹诰》之前就流入楚地。这也可以旁证其成文之早。

  (5)伪古文《尚书》之伪与真古文《尚书》之真

  《尹诰》因为只留下两句比较可信的佚文,无人能够确解真实含义,作伪者肆意发挥“咸有一德”,又将《孟子》所言搀和其中。《孟子·万章上》:

  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

  作伪者见太甲“听伊尹之训己”,就把《尹诰》当成了伊尹训太甲。清代学者虽然可以辨明其书之伪,但其真实状况只能推断,有些细节难免流于臆测。真古文书一出,其真伪是非不辩自明。

  清华简《书》及多篇书类文献的发现,解决了很多问题,但也提出新的问题。

 

(三)真古文《尚书》所提出的新问题

  1.“书类文献”的界定

  清华简问世以后,“书类文献”这个概念经常使用,但什么是书类文献?大家认识并不相同,亟待确定判断标准。

  书类文献的判定,目前有两个参考依据,一是从现存之《书》中归纳其特点,二是参考传统目录的分类。但两个标准都很模糊。书类文献构成复杂,二十九篇今文《尚书》历来无争议,但其性质也多有不同。裘锡圭先生曾经指出《尚书》中的《周书》大部分保持着“原件”的面貌。《商书》大概确有商代的底本为根据,然而已经经过了周人比较大的修改。至于《虞夏书》各篇,就显然是后人的拟作了[11]。原作、改作、拟作都可以是“书类文献”,那书类文献有什么共同点?再加上《逸周书》等,很难归纳出共同的特点。

  《汉书·艺文志》对经、史、诸子等加以分类,其中有“《书》九家”,这就是最早的“书类文献”,包括《尚书古文经》、《经》、《周书》等三代文献及《传》、《大、小夏侯解故》、《欧阳说义》等汉代学者研究上列书经与古书的著作。就先秦出土文献而言,当然不会有汉代学者的研究著作。

  从出土文献来看,先秦的书类文献比古书中留给我们的信息还要丰富而复杂。应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判断标准:(1)所记内容是三代文献,下迄于春秋初年。(2)语言风格或如《周书》佶屈聱牙,或有明显的古老痕迹,不论是传承还是仿拟。(3)文体主要以训诰等记言为主。不同的文体各有不同的特点。

  清华简中的书类文献,有的是今文《尚书》所有的篇目,例如《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有的与古文《尚书》相对应,例如《傅说之命》三篇——《说命》三篇、《尹至》、《尹诰》——《咸有一德》,有的见于《逸周书》,例如《祭公》、《皇门》、《程寤》、《命训》等,还有的不见于任何记载,例如《保训》、《尹至》、《厚父》等。《艺文志》云:“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自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这百篇《书》不仅有序,而且有排列次第,但在汉代已经纷扰混乱了。孔子序百篇《书》证据不足,但孔子时代留存有百篇或不止百篇的书类文献是可以推定的。汉代学者见到或知道多少类似的文献,我们从司马迁的陈述以及郑玄注等汉代学者著述里得见仿佛,但详情无从知晓。清华简多篇书类文献让我们对此有了更多的了解。

  据文献记载,关于《伊尹》的书类文献有《女鸠》、《女方》、《咸有一德》(《尹诰》)、《尹训》、《肆命》、《徂后》、《太甲训》三篇等,皆为古文《书》,其中《咸有一德》与《太甲训》三篇入古文经。今皆不传。清华简见到其中的一篇,又见到不见记载的佚书一篇。

  “书类文献”是个开放的概念,需要有更加明确的界定。只有明确其内涵,才能判断其外延。

  2.真古文《尚书》的来源

  战国时期广泛流传的记载商代事迹的“真古文书类”文献,是否就是那个时代留存下来的本来面貌?这个问题显然不能简单化理解。尚书辨伪,层层推进,东晋之伪,西汉之伪,进而战国之伪。所谓作伪,标准也有待确定。毫无根据的“伪”是很罕见的,即使如伪古文尚书《咸有一德》,其中的“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一句还是有所依据的。正如现今的白话《史记》不是《史记》原文,但其历史事实则根据原文,从古书文本的角度看则是“伪”,从内容上来说则不伪——除了翻译错误。《尹诰》虽然文辞不够古,思想内容也受到质疑,理解为商代文献的原貌固然不可,但也不能推定得太晚。晚出的拟作见于下文讨论的三篇,风格与书类文献迥异。我认为理解为裘先生所说的“有商代的底本为根据,然而已经经过了周人比较大的修改”还是合适的。

  3.民本思想的起源

  清华简中的《商书》类文献,多篇具有浓厚的“民本思想”。《尹至》、《尹诰》两篇内容彼此关联。《尹至》:

  惟尹自夏徂亳,至在汤。汤曰:“格!汝其有吉志?”尹曰:“后,我来越今旬日。余闵其有夏众不吉好,其有后氒志其丧。宠二玉,弗娱其有众。民允曰:‘余及汝偕亡。’惟兹虐德暴动无典。夏有祥,其在东,现章于天。其有名率曰:‘惟我速祸。’咸曰:‘曷今东祥不彰。’今其如台?”汤曰:“汝告我夏隐率若兹?”汤乃誓及尹,兹乃务大萦。汤往征弗服。挚度,挚德不僭。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夏迫民入于水,曰“战!”帝曰“一勿遗!”

  全篇叙述了夏因失去民心而灭亡的过程。简文称“民”为“众”,与甲骨文合,全篇透露出的信息很多,对我们理解伊尹的身份有重要价值,其所表现的“民本思想”很突出。《尹诰》与《尹至》紧密相关。夏因失去民心而灭亡,商灭夏得天下,以夏为鉴,施惠于民。两篇前后呼应,共同的主题就是以民为本。这一思想在第五册《厚父》中被概括为:

  民心惟本,氒作惟叶。

  民本思想一般认为出现较晚,夏大兆、黄德宽先生以此为两篇成书较晚的证据,但同时也指出:“如果我们认定《尹诰》简是《商书》逸篇,是真正的商代初期的文诰,那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1]

  我们是根据孟子的民本思想推定之前该思想的不存在,还是根据其前面的思想推定孟子思想的来源,这个问题事关重大,需要我们慎重对待。

  总之,《尹至》、《尹诰》是两篇性质相同、战国中期已经普遍流传的《商书》类文献,其中《尹诰》又名《咸有一德》,是班固所说的五十七篇《古文书经》之一,是一篇“真古文《尚书》”。

 

二、《汤处于汤丘》与《汤在啻门》中的“道家”因素

《汉书·艺文志》在道家中首列《伊尹》51篇,注伊尹为“汤相”。这51篇现已全部亡逸,具体内容不得而知。据班固所注“汤相”推测,应当是关于伊尹为汤出谋划策,辅佐汤治国理民之类的记载。宋王应麟已经指明其为依托之言:“于兵权谋省《伊尹》、《太公》而入道家,盖战国权谋之士著书而托之伊尹也。”[12]这个推断很有可能是接近事实的。汉代学者认同阴谋出自道家,所以兵法权谋就成了“道家”的特征。

  清华简第五册有《汤处于汤丘》和《汤在啻门》两篇,竹简形制相同,字迹一致,都是关于伊尹相汤的故事,语言浅显,思想驳杂,与上文所论《尹至》、《尹诰》明显不同,显然是依托之作。

 

(一)《汤处于汤丘》中的“兵权谋”

  《汤处于汤丘》记载汤得到有莘媵臣伊尹,知其有和五味有方,“乃与小臣惎谋夏邦”。小臣病而不出,汤反复探视请教,伊尹对汤所提出的四个问题一一作答:(1)夏德衰败,春秋改则,民人离散,夏即将灭亡;(2)汤敬天爱民,将戡夏成功而拥有夏土;(3)古之圣人不使昏处疑,节俭爱民;(4)为君之要是爱民,为臣之则是恭命。伊尹所说有浓厚的爱民、尚俭思想,与墨、儒所提倡的一些观点相合。但从全篇来看,这一切都是取代夏邦的手段,都是“权谋”的一部分。这一点与《尹诰》有一致性。《尹诰》中汤问“吾何作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伊尹告之分众以金玉田邑、多说好话等手段。这里所说的惠民策略目的是为了所统治的民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更加顺服,显然也是一种“权谋”。从这个角度来看,把《汤处于汤丘》看做兵权谋类也有一定的道理。

  简文中汤“乃与小臣惎谋夏邦”中的“惎谋”原文作“ ”。“”即“惎”字,《集韵·志韵》:“惎,古作。”必有所自。“”在楚简中读为“谋”习见。《左传》定公四年:“管蔡启商,惎间王室。”《广韵·至韵》:“惎,谋也。”“惎间王室”亦当“谋干王室”,干,犯也。简文之“惎”的用法当与之相同。“惎谋夏邦”正可见王氏所说“兵权谋”的特点。

  《艺文志》所说“汤相”,从职官角度说不可信,详见下文;从为汤出谋划策的角度理解,《汤处于汤丘》也符合这一特点。

 

(二)《汤在啻门》中的生命之气与道家的养气

  《汤在啻门》与《汤处于汤丘》具有故事性不同,叙述的语言极少,全篇几乎全部是问答记言体例,其表述方式与《逸周书》中的一些篇目相似。汤问以成人、成邦、成地、成天之道,伊尹一一作答:

  贞正月己亥,汤在啻门。问于小臣:“古之先帝亦有良言请至于今乎?”小臣答【一】曰:“有哉,如无有良言请至于今,则何以成人?何以成邦?何以成地?何以成【二】天?”(人、天,真部)

  汤又问于小臣曰:“几言成人?几言成邦?几言成地?几言成天?”(人、天,真部)小臣答曰:“【三】五以成人,德以光之;四以成邦,五以相之;九以成地,五以将之;九以成天,六【四】以行之。”(光、邦、相、将、行,阳部)

  汤又问于小臣曰:“人何得以生?何多以长?孰少而老?固犹是人,而【五】一恶一好?”(老、好,幽部)小臣答曰:“唯彼五味之气,是哉以为人,其末气,是谓玉种。一月始【六】扬,二月乃裹,三月乃形,四月乃固,五月或收,六月生肉,七月乃肌,八月乃正【七】九月显章,十月乃成,民乃时生。(形、正、成、生,耕部)

  其气朁歜发治,是其为长且好哉。(治、哉,之部)其气奋【八】昌,是其为当壮。(昌、壮,阳部)气融交以备,是其为力。(备、力,职部)

  气戚乃老,气徐乃猷,(老、酉,幽部)气逆乱以方【九】是其为疾殃,(方、殃,阳部)气屈乃终,百志皆穷。(终、穷,冬部)

  下文接着分别详细论述成邦、成地、成天,结构十分完整,逻辑性很强。全篇以论“成人”一节最为详细,人作为一个生命体,其根本就是“气”。生命之源是“五味之气”,其精微之气就是生命的种子,这个以气为本源的“玉种”在人体中孕育,逐月变化长大,十月而成人。气充沛奋昌人就不断成长,强健有力;气短促不足人就衰老羸弱,气逆乱横行人就疾病成殃,气竭人终,生命完结。所谓“玉种”,其本源是五谷之气,其可视形态就是男性的精液。这番理论可以视之为古代养生的基础。

  先秦论气者极多,其内涵所指各不相同,有不少与人的本质及其生老病死相联系,例如《礼记·礼运》:“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但像简文这样系统论证气与生命的关系还是第一次。这种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很普遍,道家的气功养生等与其有密切的联系。

  “气”与疾病生死的关系,古书中多有论述。《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平公好色,淫佚过度而生病,卜神求医,乃至问到子产。子产曰:“侨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壹之,则生疾矣。”

  这里所说的“节宣其气”正可与简文所说的五谷之气之“末气”是为“玉种”相印证。古代房中术实质上是一种养生术,其理论基础就是精气是生命的根本,房事除了生育的目的之外,还有生精益气、延年益寿的功效。如果淫佚过度,就会损耗元气而生疾损寿。子产所说的意思是“其气”当节则节,当宣则宣。所谓“一之”,应当指的就是沉溺女色,只知道宣泄而不知节制。晋平公不知悔改,病情延续,又求医于秦:

  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

  医和比子产说得更加直白,更加详细,近女色需要节制,所讲的道理也涉及六气、五味等与疾病的关系。气与生命的关系,庄子中多有表述。《庄子·在宥》有“合六气之精以育群生”,并可参证。

  《至乐》篇中的鼓盆而歌,是我们熟悉的一个故事。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列子不解、不满,庄子曰:

  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之。

  《汤在啻门》与《至乐》关于生命本于气的认识是一致的,只是前者着眼于生命与养生;后者把生命的本源推向虚幻,从而对生命的态度也就成了任其自然的“达生”。

  道家另外一种追求则是长生久视,成为至人、神人。《达生》告诉我们成为“至人”的诀窍:

  子列子问关尹曰:“至人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请问何以至于此?”关尹曰:“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

  古代养生,就其方法来说,主要有五味养生、行气养生、房中养生三类,马王堆帛书中这类文献都可以看到。“唯彼五味之气,是哉以为人,其末气,是谓玉种。”可以视作其理论基础。

  五味、气、玉种、生命之间是彼此相生的关系。五味是气的本源,五味源自饮食,五味养生,自古及今都为世人所重,春秋时的易牙以善烹调而得到齐桓公的宠幸就是典型的例子。本文所讨论的伊尹,战国流传的故事就是以滋味干汤,虽然不可信,但可见战国时期人们对五味之和的重视。

  气与生命的关系我们有直观的感受,一旦没有了呼吸,很快就会失去生命的体征,“断气”也就可以指称死亡了。气是生命之本,气存于体内,直接关乎人的生老病死,所以养气就成了气功的重要养生方法。战国时期的玉行气铭就记载了行气之法。

  房中养生前面已经叙及。简文主要讲玉种化育生命的过程,虽然没有涉及太多的养生,但生命的本源是五谷之气,气之精微是玉种,玉种消耗太多,就会损其精耗其气。所以子产与秦医和都认为多近女色会致疾。房中术中有很多养气不泄的招式。

还有一点值得重视,后代学者把“谷气”和“元气”相对立,例如《初学记》卷二七引晋杨泉《物理论》:“谷气胜元气,其人肥而不寿;元气胜谷气,其人瘦而寿。养生之术,常使谷气少,则病不生矣。”简文则是统一的,五味之气就是生命之本源,就相当于后人所说的“元气”。

  指出气与生命的关系并不是道家的专利,但道家更加强调。汉代学者所理解的“道家”与我们今天狭义的道家有所不同。以上所论并不是我主张《汤在啻门》就是“道家”之作,仅表明有些内容与道家的主张相通,进而了解汉代学者对伊尹类文献的分类。春秋、战国是个百家争鸣的时期,学术自由而活跃,还没有形成钦定的官方独尊一家的思想,各家主张有交迭、有冲突,师法也未必像后人推断的那么泾渭分明。用汉代学者的分类标准去衡量先秦文献,难免陷入削足适履的尴尬处境。汉代学者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但有折中的办法,“小说家”就是其中之一。

三、《汤处于汤丘》、《赤鹄之集汤之屋》的“小说家”特点

《艺文志》小说家中首列《伊尹说》二十七篇,注曰:“其语浅薄,似依托也。”按照班固给出的小说家彼此关联的两个特点,《汤处于汤丘》、《赤鹄之集汤之屋》两篇尤其明显。

  “其语浅薄”应当最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浅显,没有商与西周语言的古奥;二是内容浅近,表达近世思想。这些特点也正是依托之作的特征。

  《汤处于汤丘》语言晓畅明白,与尚书类文献的区别十分明显。简文记载灭夏之前,汤得到有莘氏媵臣伊尹,因其善为烹调而问以治国之道:

  汤处于汤丘,娶于有莘,有莘媵以小臣,小臣善为食,烹之和……汤亦食之,曰:“允,此可以和民乎?”小臣答曰:“可。”乃与小臣惎谋夏邦。

  类似的故事在战国时期普遍流传。《墨子·尚贤》:“尹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墨子》所言,完全与《汤处于汤丘》相合,但这是有所依托的历史演绎,许多内容都是后人根据自己的理解附会上去的。

 

(一)小臣、庖人

  伊尹是历史存在的真实人物,在甲骨文中地位十分显赫。伊尹官为小臣,辅佐汤灭夏有功,在商代世世血食,这应当是历史的事实。春秋时期的叔夷镈追述商汤功绩说:

  赫赫成汤,有严在帝所,溥受天命,翦伐夏司,败氒灵师,伊小臣惟榑(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2}

  “小臣”一职,在商代与西周初年地位显赫,学者多有论述。西周中晚期以降,渐渐沦为台臣奴仆。《礼记·礼运》:“故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其中的小臣与大臣相对,指的是地位低下而大权在握的人。伊尹曾为小臣这个历史的事实流传下来,但战国人已经不知道商代“小臣”的真实身份,按照当时的理解,将其曲解为媵臣,进而理解为庖人,演绎出以“滋味干汤的故事”,当时的孟子就不相信这是事实,《孟子·万章上》: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然。……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

  孟子之不信虽然仅仅是推理,未必有确实的证据,但也可见战国学者的见识。

 

(二)相与辅

  《荀子·王霸》所说“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事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的“相”,很晚才出现,春秋以前并无其官。汤举伊尹为己相,一方面是战国人按照当时官制的理解,给他加上了“相”的桂冠。另一反面,可能是有所依据,但也是误解。

  叔夷镈说“伊小臣惟辅”,辅与相同义,都是辅佐的意思,《书·盘庚下》:“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孔传“相,助也。”说伊尹相汤是可信的历史,说伊尹为汤相,则是演绎。

 

(三)反复见小臣、三使往聘与处士的身份

  《汤处于汤丘》记载汤与小臣谋划灭夏,未成:

  小臣有疾,三月不出。汤反复见小臣,归必夜。方惟闻之,乃箴:“君天王,是有台仆。今小臣有疾,如使召,少闲于疾,朝而讯之,不犹受君赐?今君往不以时,归必夜,适逢道路之祟,民人闻之,其谓吾君何?”汤曰:“善哉,子之云。先人有言曰‘能其事而得其食,是名曰昌,未能其事而得其食,是名曰丧,必使事与食相当。’今小臣能……

  在这个故事里,伊尹的身份虽然是媵臣,但已经得到汤亲自反复往见的礼遇,与《孟子》所说的“三使往聘”很接近了。《孟子·万章上》: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御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

因小臣有才能,汤不耻下问,亲自多次登门求教;处士隐居田野而三使往聘;直至三国演义中的“三顾茅庐”,都是类似的故事。

 

(四)由“小说家”言到现代意义上的“小说”

  在叙述伊尹故事诸篇里,《赤鹄之集汤之屋》是很特别的一篇,简文叙述了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离奇故事。伊尹的身份还是善于烹调的小臣。汤射下赤鹄让小臣烹调,自己外出了。小臣烹好鹄羹,被汤的妻子强索吃掉,一下子就具备了特异功能,剩下一点残羹小臣干脆把它吃了,也具备了特异功能。汤返回后怒问鹄羹,小臣恐惧而逃亡夏邦。半路中了汤的魔法无法动弹、无法言语,被神鸟救助,并得知夏王的病因。到了夏斩杀了妖孽,治愈了夏王之病等等。故事离奇曲折,但没有明确的主旨,与《汤处于汤丘》和《汤在啻门》等又大不相同。这篇不仅完全合乎“其语浅薄,似依托也”的“小说家”言,也是文学意义上的最早的志怪小说[13]。

  伊尹故事广泛流传,距离伊尹的事实真相越来越远,儒、墨、道等诸子各取所需,或取舍,或发挥。伊尹的一些身份是因误解而误加上去的,伊尹的思想是诸家的思想。伊尹是个依托,其身份越来越多,思想越来越复杂,与其相关的文献归属也就越不容易。

  楚地流传着的伊尹诸说,当时的楚人对其性质如何判定,是否也有类似《艺文志》的分类目前还难以断定。从《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尹至》、《尹诰》竹简形制完全相同、字迹相同来看,当时同编一册的可能性很大,很可能当时是当做同类看待的。

  书类文献的“辨伪”工作从汉代就开始了。与伊尹相关的古书,《艺文志》把言语古奥的归入《书》类,将兵法阴谋佐汤灭夏之类归入“道家”,把荒诞不经、思想驳杂一类归入小说家。但三者之间的界限大概很难明确。所谓以“汤相”身份所作的道家书,肯定也是语言浅近的依托之作,只是其思想内容稍成系统罢了。另一方面,即使被目为小说家言,其中也会混杂着与儒、道、墨等各家主张相同的观点。

  《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都是依托之作,既有接近道家的内容,也有接近儒、墨的思想,比较驳杂,将其视之为“小说家言”是比较合适的,是否就是《伊尹说》中的一篇就无从考证了。

  古书的流传与分类是个老课题,出土文献给我们解决了一些老问题,同时也提出更多的新问题。但无论如何,出土文献令我们眼界大开。

四、结语

伊尹是商代真实的历史人物,其身份复杂,功业显赫,先秦时代流传其众多的言行故事,汉代所见尚多,学者对相关文献进行分类:《书》类、道家、小说家。其书皆亡逸,只有《尹诰》留下一些可资考证的信息。

  清华简五篇也可以分为三类:《尹至》、《尹诰》是书类文献;《汤处于汤丘》与《汤在啻门》大致接近,以阐述伊尹的思想为主;《赤鹄之集汤之屋》则是比较典型的“其语浅薄”的小说家言。

  先秦著书立说者身份多样,诸子之间的思想也有同有异,其归类也难以泾渭分明。《汉书·艺文志》中道家《伊尹》与小说家《伊尹说》究竟有多大的区别,我们难知其详。就清华简所知,也都是依托之作。有的思想性较强,有一定的汉代人所认为的道家思想成分;有的则叙事性较强,“依托”的特征更为明显,很难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汤处于汤丘》与《汤在啻门》即是如此。但《汤在啻门》与《赤鹄之集汤之屋》区别十分明显,前者归为道家,后者归为小说家是十分合适的。

  清华简伊尹相关的文献不仅揭开了古文《尚书》、先秦“小说”的真相,而且对了解汉代相关文献的分类提供了实证。

 

注:

{1} 颜师古注云:“孔安国书序云:‘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承诏作传,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为五十八篇。’郑玄《叙赞》云:‘后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郑玄所见与《艺文志》相同,伪古文为五十八篇。

{2} 叔夷钟、镈之释读歧异,此处不详细展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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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裘锡圭.谈谈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A].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41

[12] 王应麟.汉制考·汉书艺文志考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1.213.

[13] 黄德宽.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先秦“小说”——略说清华简对先秦文学研究的价值[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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