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 | 清华简《厚父》与《孟子》引《书》

清华简《厚父》与《孟子》引《书》

 

李学勤,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3期

 

    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简中,有一支简上面赫然有“作之君,作之师”等字样。有关文句曾见于《孟子》,出于《尚书》。这支简,是最近整理注释的《厚父》一篇的第五简,该篇现已收进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五辑[1]。

      《厚父》全篇由十三支简组成,简背记有序号,因此没有编排方面的疑难。可惜的是第一支简上下都有不同程度的缺损,其余各支均保存完好。最末一简背原有篇题。《厚父》这一篇名前所未闻,不见于任何传世文献。

      经过释读知道,《厚父》体裁为“王”同一位叫“厚父”的人之间的对话。有关的一段文句,尽可能用今字写出,是这样的:

      厚父拜手稽首,曰:“都鲁,天子!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下民。……”

      除开头的“厚”字在第四简末外,这些话都在第五简上。

      文句中有几处须略作解释。“都鲁”是感叹词,也见于清华简尚待整理的另一篇,应即《尚书·尧典》等篇中的“都”。“”读为“助”,已见于清华简第一辑的《祭公》等篇。“”《说文》训为“治”,云“读若乱”,是人们熟悉的。

      可与简文对勘的《孟子》文句,见其《梁惠王下》章。章中孟子针对齐宣王自称“好勇”,征引《诗》、《书》,讲了一段话。为讨论方便,将涉及引文的几句抄录如下:

      《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孟子这里引述的《诗》,是《大雅·皇矣》,和传世《毛传》本只有个别异文,其为歌颂文王功绩,人所共知。至于《书》,赵岐注只说是“《尚书》逸篇也”,未能举出具体篇名,足见当时已经没有该篇在世间流传。

      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孟子述及的《书》,文句应到哪里为止。赵注解释说:“言天生下民,为作君,为作师,以助天光宠之也。四方善恶皆作已,所谓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表明引《书》文句是到“有越厥志”。但有学者不同意这一点,如王鸣盛《尚书后案》便主张直至“武王耻之”“皆《书》词,皆史臣所作”。这是由于《孟子》上文于引《诗》后直接说“此文王之勇也”,从而认为“此武王之勇也”前面都是引《书》。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如臧琳《经义杂记》所说,“一人衡(横)行于天下”云云,应为孟子对《书》文“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等语的引申[2]。说“武王耻之”,更不合于《尚书》习见的体例。

      东汉时,赵岐不知道孟子此处引《书》的出处,到了东晋时流行的《孔传》本《尚书》,却把有关文句编进《泰誓》三篇中的《泰誓上》: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不难看出,这是对《孟子》所载引文做了一些煞费苦心的改动,使之比较容易理解。例如《孟子》所引云作之君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是说协助上帝“宠”下民。赵注释“宠”为“光宠”,但上帝何以要“光宠”下民?君师又怎样协助这种“光宠”,殊不可解。《孔传本》《泰誓上》在“宠”下加一训安的“绥”字,又改变句读,以“四方”作为宾语,就显得通顺一些。

      孟子引述的这段《书》文,从经学史角度看,是不可能属于《泰誓》的。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已指出,《泰誓》在汉代“列于学官,博士所课,不目之为逸《书》也”[2]。还应注意到,《孟子》书中还有两处征引《泰誓》,一处在《滕文公下》,引“我武维扬”等语,冠以“《太誓》曰”;另一处在《万章上》,引“天视自我民视”等语,冠以“《泰誓》曰”,两处赵注都不认为是“逸《书》”,所以赵注明称“逸《书》”的,不会是《泰誓》。

      现在,我们再看清华简《厚父》的有关文句,就会看出这可能即是孟子引文的出处。

      简文“古天降下民”,用“降”字与《孟子》同。该篇前面追述夏禹治水,也有“……川,乃降之民,建夏邦”文句,与这里“古天降下民,设万邦”呼应。

      “设万邦”句,不见于《孟子》,当系传本有别。按“万邦”一词屡见于《尚书·尧典》、《益稷》、《洛诰》等篇。简文的“”,《孟子》所引作“助”,彼此吻合。要知道,“”字为“助”,乃是近年学者反复研索得到的认识。

      《孟子》引文最费解的“宠”字,简文作“”,前面已说明当训作治。君师助上帝治理下民,语意十分顺适。看来《孟子》的“宠”只是一个讹误。

      至于《孟子》所载“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两句,不见于《厚父》简文,这应该也是传本的不同。类似的情形,我们在清华简第一辑所收《尹诰》篇里已经遇见过了。按《礼记·缁衣》篇中引《尹诰》云:“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简文只有“尹念天之败西邑夏”一句,解决了《缁衣》引文首句的问题,“自周有终”等句则未见于简,其涵义也全不明白。此处“四方有罪无罪”云云,很可能也是一样。古书历久流传,有种种异文,是常有的事。

      如果像上面所说,孟子所引确系来自《厚父》的一种传本的话,我们便可以得出几点推论:(1)《厚父》是战国时通行的《书》中的一篇,我们在清华简中读到的是该篇在楚地的传本。(2)《厚父》中的“王”乃是周武王,所以尽管篇中多论夏朝的兴王,该篇应是《周书》,不是《商书》{1}。(3)《厚父》篇尾“民式克敬德,毋湛于酒”一段,与《尚书·酒诰》和大盂鼎铭文关于酒禁的论旨相同,均为针对商朝的覆灭而言。

      《厚父》是非常重要的古代文献,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究。以上所论是否妥当,尚祈大家指教。

 

注:

{1} 在《厚父》简整理过程中,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马楠博士、程浩硕士等都指出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五辑[M].上海:中西书局,2015.

[2] 焦循.孟子正义[A].诸子集成:第1册[C].北京:中华书局,19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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