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琦,朱忠文 | “蓝玉党案”与明代开国武将家族命运之转折

“蓝玉党案”与明代开国武将家族命运之转折

吴琦,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忠文,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1期

 

摘要:懿文太子去世之前,明太祖对开国武将家族一直予以优待和扶持。而“蓝玉党案”的发生是懿文太子的去世所导致的,偶然性大于必然性。明太祖在发动此案的过程中,并没有对开国武将家族赶尽杀绝,有些开国武将家族得以保存并被委以重任,有些则就此衰落,这与各个武将家族自身的特殊性有关。

关键词:懿文太子;蓝玉党案;明代开国武将家族;明太祖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乙酉,明太祖以谋反的罪名将凉国公蓝玉全家处死,“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手诏布告天下,条列爰书为《逆臣录》。”[1](P3866)史称“蓝玉党案”。

      “蓝玉党案”乃是一起冤案,这已经成为了学界的共识[2]。早在此案发生后不久,明太祖就有意将此案与“胡惟庸案”捏合在一起:“至九月,乃下诏曰:‘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1](P3866)而大多数学者也认为“蓝玉党案”与“胡惟庸案”一样,都是明太祖消灭开国功臣的重大举措,以至于直接将两案合称为“胡蓝党案”。

      不过,也有些学者指出了两案之间存在的一些差异。马明达先生曾经指出,“胡党”以文官为主,而“蓝党”以武将为主[3]。而郑克晟先生也曾经提出,朱元璋诛杀功臣,先诛杀文官,再诛杀武将[4]。而在分析这场浩劫发生的原因时,学者们大多从明太祖好杀的天性和功臣们自身骄横不法的角度进行分析,也有学者从开国功臣们的派系出发进行分析[5]。但是这样一来,就无法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明太祖对开国武将家族如此优待?第二,为什么同属一个派系的开国武将家族最终命运仍然各异?[6]本文旨在通过解答这两个问题,将“蓝玉党案”鲜为人知的背景以及各个开国武将家族在此后命运不同的原因展现出来。

一、明太祖之性格对开国武将家族的影响

在专制主义的传统国家中,君主的性格,尤其是开国君主的性格往往会发挥相当大的作用。而明太祖的性格对开国武将家族的命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不过,过去对此有所研究的学者更多地强调明太祖性格中的消极面的作用[7],而忽视了积极和中性的方面。笔者认为,明太祖的两面性格对于开国武将集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是感恩图报之心:

      太祖微时,至一村,人烟寥落,而行粮已绝。正徘徊间,见缺垣有一柿树,红熟异常,因取食之。后拔采石,取太平,道经此村,而柿树犹在。遂下马,解赤袍以被之,曰:“封尔为凌霜侯。”[8]

      (洪武十一年九月丙申)追封刘继祖义惠侯,妇娄氏夫人。继祖,濠之太平乡人,元总管致仕。好施予,捐地葬仁祖焉。[9](P565)

      仁祖陵墓在中都凤阳府太平乡之北,设皇陵卫、祠祭署,奉祀一员,祀丞二员,以刘、汪、赵三姓之后世袭。刘即义惠侯子孙,汪即汪氏老母孙。泗州祀官,以懿亲当世袭不必言。如刘如汪,不过龙潜时故旧,世叨冠裳,国恩厚矣。[10]

      明太祖封凌霜侯是否确有其事已无可考,但由此亦可看出明太祖连小恩小惠都不忘报答。而刘继祖与汪氏老母在建国后都已故去,明太祖即便不说,也没人知道他们给予他的恩惠。但是明太祖不仅追封他们本人,还惠及子孙,由此可见他确有感恩图报之心。

      而明太祖性格的另一面则是敢于刑杀:

      初,太祖克婺州,禁酿酒,大海子首犯之。太祖怒,欲行法。时大海方征越,都事王恺请勿诛,以安大海心。太祖曰:“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竟手刃之。[11]

      安庆公主,宁国主母妹。洪武十四年下嫁欧阳伦。伦颇不法。洪武末,茶禁方严,数遣私人贩茶出境,所至绎骚,虽大吏不敢问。有家奴周保者尤横,辄呼有司科民车至数十辆。过河桥巡检司,擅捶辱司吏。吏不堪,以闻。帝大怒,赐伦死,保等皆伏诛。[12]

      胡大海是明太祖非常器重的一员将领,两人之间素来无怨。而安庆公主乃是马皇后的亲生女儿,以马皇后在明太祖心目中的地位,安庆公主应该也是很受宠的。但是明太祖居然能对爱将之子和爱女之夫痛下杀手,其敢于刑杀由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感恩图报,明太祖对于为他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武将们才会厚待;但是也正是因为敢于刑杀,他也会在他认为恰当的时候惩治他们,甚至将其置于死地。而开国武将家族的命运也由此受到了重大的影响。在明初重文抑武的氛围下[13],开国武将们获得了崇高的地位:

      昔西汉定元功十八人位次;东汉云台三十二人;唐凌烟二十四人;宋昭勋崇德十人,皆托褒扬于位貌而已。太祖之庙庭侑享,则以血食褒扬,其报答最重,其礼仪最隆矣。[14]

      他们的地位也高于文臣:

      高皇欲文臣优礼武臣,一日将宴百官,预题一诗,命武臣习之。至日,群臣应制作诗,而武臣特首倡云:“皇帝一十八年冬,百官筵宴正阳宫。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春融融。”群臣知上意,皆谢不能。[15]

      面对武臣们如此糟糕的打油诗,文臣们居然“皆谢不能”,这很可能是因为意识到了明太祖对开国武将的偏袒。而开国武将也时不时地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来影响明太祖:

      初,洪武甲子开科取士,响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以故曰:‘世乱则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诸勋进曰:“是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初不自觉。且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16]

      若无明太祖有意之偏袒,开国武将们技术如此低劣的陷害恐怕很难获得成功。无论上述两件事情是否属实,但是它们体现出的明太祖对于他们的偏袒应该是事实。

二、懿文太子去世前明太祖对开国武将家族的优待

王心通先生曾经论述过明太祖对于武臣的种种优待,包括封爵赠谥、允许蓄奴、官位崇高、法律特权、享受赐田、子弟世袭权、加官兼秩与勋级、散阶等七个方面[17]。笔者认为,王先生论述的优待大多体现在制度层面,而明太祖对于开国武将家族的优待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还可以从他的种种具体的举措中体现出来。首先是在东宫僚属的建立方面:

      (洪武元年正月辛巳)诏以……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徐达兼少傅……常遇春兼少保……冯宗异兼右詹事……胡廷瑞、廖永忠、李伯昇俱兼同知詹事院事……赵庸……王溥兼副詹事……杨宪、傅瓛兼詹事丞……康茂才兼左率府使……张兴祖兼右率府使……顾时兼同知左率府事……孙兴祖兼同知右率府事……吴祯兼左率府副使……耿炳文兼右率府副使……邓愈、汤和兼谕德资善大夫……刘基、章溢兼赞善大夫……文原吉、范显祖兼宾客。[18]

      在这个长长的名单中,开国武将们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虽说东宫僚属多为兼差,但这毕竟表示明太祖有意增强开国武将们对太子的影响,继而使得他们有可能在未来的国家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其次是对于开国武将的子弟们加强教育与任用。从洪武初年起,明太祖就命令开国武将的子弟入学读书:

     (洪武二年四月己巳)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诸子经,功臣子弟亦令入学。[19]

      洪武五年,令将官子弟承袭年幼者入监读书。[20]

     (洪武十年八月癸丑)选武臣子弟入国子学读书。[9](P554)

      (洪武十四年正月癸卯)谕勋臣子弟皆入国学受业。[9](P598)

      此外,他还多次大规模地授予开国武将的子弟们文武官职:

      (洪武九年正月戊午)择勋臣子有才者一百四人为散骑参侍舍人,秩视八品。[9](P530)

      (洪武十年十二月丁未)录殉事及病故功臣子孙丁忠等五百十一人,授指挥千百户有差。[9](P557)

      (洪武十三年正月甲辰)以武官子弟常安等百三十人为参侍舍人。安,振武卫指挥同知常荣之子,荣,开平忠武王遇春之再从弟也。[21]

      明太祖在重用开国武将的同时,还加强对他们后人的教育,并授予他们官职。这说明他着力培养开国武将的子弟,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为明朝服务。

      明太祖对开国武将家族的优待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联姻:

      宁国公主,孝慈皇后生。洪武十一年下嫁梅殷。殷,字伯殷,汝南侯思祖从子也。[22]

      汝宁公主,洪武十五年与怀庆、大名二主先后下嫁,而主下嫁陆质,吉安侯仲亨子也。[23]

      大名公主,下嫁李坚。坚,武陟人。父英,洪武初为骁骑右卫指挥佥事。从征云南阵没,赠指挥使。[24]

      福清公主……洪武十八年下嫁张麟,凤翔侯龙子也。[25]

      寿春公主,洪武十九年下嫁傅忠,颍国公友德子也。[26]

      南康公主,洪武二十一年下嫁胡观,东川侯海子也。[27]

      永嘉公主,母郭惠妃。洪武二十二年下嫁郭镇,武定侯英子也。[28]

      汝阳公主,永嘉主同母妹,与含山主同年下嫁谢达。达父彦……数从征讨有功,累官前军都督佥事。[29]

      明太祖共有16个女儿,其中有8个嫁给了开国武将的子弟,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十。而这种联姻并不是单向的:

      魏国公徐达三女,一为文皇后,一为代王妃,一为安王妃。鄂国公常遇春女为懿文皇太子妃。卫国公邓愈二女,一为秦愍王次妃,一为齐王继妃。永平侯谢成女为晋恭王妃。宋国公冯胜女为周定王妃。定远侯王弼女为楚昭王妃。安陆侯吴复二孙女,一为齐王妃,一为唐定王妃。信国公汤和女为鲁荒王妃。凉国公蓝玉女为蜀献王妃。靖海侯吴祯女为湘献王妃。武定侯郭英二女,一为辽王妃,一为郢靖王妃。右都督袁洪女为岷庄王妃。右都督冯诚女为韩宪王妃。[30]

      如果说和一两个开国武将家族联姻可能还只是偶然的话,那么和如此多的、级别高低不同的开国武将们的联姻,恐怕就不得不说是明太祖的有意规划。正如朱鸿先生所说,明太祖希望通过这种手段使得功臣集团继续成为皇权的重要支柱[31]。而这对于开国武将家族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恩惠。

      当然,明太祖也明白恩威并用的道理。他曾利用处置犯法功臣的机会,来劝诫开国武将:

      (洪武三年十一月戊辰)封右丞薛显为永城侯,赐文绮及帛六十匹,俾居海南。时显有专杀之罪。上召诸将臣谕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赏以酬功,刑罚以惩恶,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朕仿古帝王以制爵,命卿等明听朕言……今右丞薛显,始自盱眙来归,朕抚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从朕征讨,皆著奇迹……然其为性刚忍……至于妄杀胥吏,杀兽医,杀火者及杀马军,此罪难恕。而又杀天长卫千户吴富,此尤不可恕也……朕欲加以极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杀将帅。欲宥之,则富死何辜?今仍论功封以侯爵,谪居海南,分其禄为三:一以赡富之家,一以赡所杀马军之家,一以养其老母妻子。庶几功过不相揜,而国法不废也。若显所为,卿等宜以为戒。”诸将臣皆顿首谢。[32]

      明太祖对薛显的处置颇具有艺术性。一方面仍然以功封赏,以示不忘旧恩;另一方面在最低限度上对其予以处罚。这样就不仅达到了优待的目的,还达到了教育其他人的目的,实在是一箭双雕。这种惩罚,教育的意义其实更大,甚至可以说也是一种保护。

      而在对开国武将们的处罚上,明太祖也是有自己的标准的:

      (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己酉)御史裴承祖奏:“武定侯郭英多养家奴百五十人,擅杀男女五人,被劾。”宥之。[9](P780)

      明太祖曾经多次告诫功臣们要约束自己的下人,郭英的家奴如此劣迹斑斑,为何没受到惩罚呢?实际上,只要开国武将们触犯的法律不要危及到国家安全与政权稳定,明太祖一般都会宽大处理。只有违法行为影响了国家的大政方针,他才会毫不手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其实也是他对开国武将们的一种优待。

      而伴随着开国武将们的逐渐衰老与去世,明太祖也开始加强对他们后人的重用:

      (洪武十七年三月庚子)征南副将军、申国公邓镇等平龙泉、永新诸县山寇还。[33]

      (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丙戌)颁天下武臣《大诰》,俾子弟诵习。[9](P689)

     (洪武二十二年四月癸丑)遣使敕魏国公徐允恭、开国公常昇、曹国公李景隆、靖宁侯叶昇、吉安侯陆亨、东来侯韩勋、东川侯胡海、南雄侯赵庸、江阴侯吴高、全宁侯孙恪、平凉侯费聚于湖广各卫简阅军士练习备边。[34]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丙寅)命宣德侯金镇、宣宁侯曹泰、六安侯王威、安陆侯吴杰往湖广诸处训练军马,各赐钞五十锭。[35]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戊子)遣魏国公徐辉祖、曹国公李景隆、凉国公蓝玉、徽先伯桑敬、都督马鉴、指挥严麟、朱铭、徐质、陈义、勋卫徐增寿往陕西等处防边,赐钞有差。[36]

      由此可知,许多开国武将的子孙统领军队进行平定叛乱、巡防备边等事务,这是明太祖对他们军事才华的有意锻炼和培养。而向他们颁发《大诰》,则是告诫他们要遵守国法,确保他们对明王朝的忠诚。如果历史照此发展,开国武将家族很可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活跃在政治舞台的中心。

三、蓝玉党案发生的偶然性及其对开国武将家族的影响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懿文太子朱标去世,历史发展的方向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从洪武十三年朱亮祖由于犯法而被处死到朱标去世,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面,除被“胡惟庸案”牵连者之外,没有一个开国武将被处死[37]。而就在懿文太子朱标去世头两年,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洪武二十三年六月己巳)定公侯伯铁册军。先是,公侯伯给卒百十二人,曰奴军。至是遣还乡,设百户领之,尽公侯之世,给屯戍,俾自耕食,铸于铁册。[9](P710)

      (洪武二十四年二月丙寅)命户部:“武臣死罪而宥者给半禄,余罪宥全给,死而有子孙,给如之。”[9](P718)

      (洪武二十四年十月丙寅)湖广宝庆卫舍人倪基上四事:“任用武臣,制民恒产,兴举社学,选贤授职。”上嘉之,命参赞清平军卫事。[9](P784)

      此前李善长刚刚被逼自杀,在如此敏感的时期,明太祖对开国武将尚且这般优待。而在臣下提出要“任用武臣”的时候,他也表示了嘉奖。如果他此时对开国武将家族已经起了杀心,不太可能有这样的言行。

      而就在懿文太子朱标去世四个月后,江夏侯周德兴和靖宁侯叶升就先后获罪被杀,第二年就爆发了蓝玉党案,凉国公蓝玉、开国公常昇两位贵为国公者遭到杀身之祸[3],卷入此案的还包括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会宁侯张温、东川侯胡海、海西侯察罕、普定侯陈桓、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等荣膺侯、伯爵者以及许多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中下级武官。而在蓝玉党案结案之后,颍国公傅友德、宋国公冯胜遭到杀身之祸,定远侯王弼自杀,越隽侯俞通渊因罪被削爵,直到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李新被处死,开国武将家族的这场浩劫才告一段落。

      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内,开国武将家族遭到如此重创。而在此之前,开国武将家族一直受到明太祖多方面的扶植,甚至在朱标去世之前不久还受到优待和肯定。通过比较朱标去世前后开国武将家族的命运不难看出,蓝玉党案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朱标去世这一偶发性事件导致的[38]。

      以蓝玉党案为核心的这场浩劫使不同开国武将家族的命运发生了不同的转折。在此案之前,常昇的鄂国公家族和冯胜的宋国公家族是老牌国公家族,而傅友德的颍国公家族和蓝玉的凉国公家族乃是国公家族中的新贵。而经过此案之后,蓝玉的后代蓝景昌被赐给齐王为奴,并世代混迹于宗室府[39];傅友德之孙傅彦名因为其母亲为公主的缘故而成为金吾卫千户。弘治年间,傅友德的五世孙傅瑛曾在晋王的帮助下请求复爵,但遭到了拒绝[40](P3803);宋国公家族则与许多侯爵、伯爵家族和中下级军官的家族一起消失在政治舞台上,再无余音。

      在诸多遭到打击的开国武将家族中,鄂国公家族无疑是命运转折程度最深的一个。该家族始祖常遇春在开国武将中的地位仅次于徐达,其葬礼使用的是宋太宗对赵普的举哀礼[41](P3736),他的谥号“忠武”也是历代武将谥号中的极品[42]。常遇春的女儿是懿文太子朱标的第一任太子妃,明太祖在她病逝之后还为她辍朝三日[43]。虽然常遇春之子常茂曾因行为不端而被废除爵位,但是明太祖仍然封常遇春次子常昇为开国公,鄂国公家族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而在经历了这场浩劫之后,常昇本人被杀,其子常继祖被迁徙到云南后世代定居于此。直到弘治五年,常继祖的孙子常复才获得南京锦衣卫指挥使的世职。而到了嘉靖十一年,常复后人常玄振被封为怀远侯[44]。虽然重新成为了贵族,但是鄂国公家族在政坛上的影响力却从此一蹶不振。

      以往的研究大多认为蓝玉党案造成了明朝“元功宿将相继尽矣”[1](P3866)的情况。实际上,仍然有一部分开国武将家族被保留了下来,如魏国公徐达之子徐辉祖和徐增寿、曹国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武定侯郭英、长兴侯耿炳文、耿璿父子、安陆侯吴复之子吴杰、江阴侯吴良之子吴高等等。这些家族因为这场浩劫的发生得到了明太祖的进一步重用。这些家族成员中,有的与明太祖结成了姻亲:

      (洪武二十七年十二月辛卯)以耿璿为宗人府仪宾,尚皇孙女江都郡主。郡主,懿文皇太子长女。璿,长兴侯炳文子也。[45]

      有的则被派去处理军事事务:

      (洪武二十八年八月丙子)命右军都督府遣人谕总兵官、征南将军左都督杨文,令调南宁卫兵千人,江阴侯吴高领之。柳州卫兵千人,安陆侯吴杰领之。皆令从征。[46]

      有的则被委派处理文教事务:

      (洪武二十九年三月甲寅)署国子监事学正吴启言:“国子师生,例以文学优劣分隶六堂。迩来皆无甄别,高下不分,无以激,宜考第如例。”上命魏国公徐辉祖及礼部翰林院官同诣监考试,仍令吏部以次录用,毋使淹滞。[47]

      有的被派去处理经济和外交事务:

      (洪武三十一年二月戊寅)曹国公李景隆还自西蕃。先是,命景隆赍金符往西番,以茶易马……至是还,命分给京卫骑士操养。[48]

      此外,对于已经致仕的开国武将,明太祖还通过赏赐的办法进行拉拢: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乙亥)上念诸功臣多物故,幸其存者,欲加恩赉,乃诏天下致仕武臣入朝……咸赉之。上谕之曰:“元末兵争,中原鼎沸,人不自保。尔诸将奋起,从朕效谋宣力,共平祸乱,勤劳备至。天下既定,论功行赏,使尔等居官任事,子孙世袭,永享富贵。朕思起兵时,与尔等皆少壮,今朕年老,尔等亦皆老矣。久不相见,心恒思之。故召尔等来见,所赐薄物,以资养老。尔等还家抚教子孙,以终天年……同历艰难,至有今日。顾朕子孙保有无穷之天下,则尔等子孙亦享有无穷之爵禄。”[49]

      综上所述,在这场以蓝玉党案为核心的浩劫中幸存下来的开国武将家族得到了明太祖进一步的重用,他们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转折。但是从总体上看,开国武将家族仍然遭到了巨大的打击,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巅峰岁月一去不复返了。

四、开国武将家族命运迥异的原因

如前所论,在以蓝玉党案为中心的这场浩劫中,各个开国武将家族的命运并不相同。这种差异是什么造成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明代人就已经有过思考:

      古谓经之以将者,曰智,曰信,曰勇,曰严,而仁实贯乎其中。然三代而下以名将表见于世者,若汉邓禹、唐郭子仪、宋曹彬,务存仁恕,不妄杀戮,故其胤独昌。自余专事攻伐,刈人如草菅,食惨之报,不于其身,必于其子若孙矣。[50]

      杨一清的此番议论固然仅局限于道德上的评说,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开国武将们及其家族的兴衰,并不仅仅是由明太祖的意志决定的,而是君臣互动的结果,与各位武将及其家族的具体情况有关。所以说,在“蓝玉党案”中,明太祖在对开国武将进行取舍的过程中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他绝对不是胡乱杀人的莽夫[51]。由于资料所限,笔者在此仅以资料比较集中的徐达、常遇春、蓝玉、冯胜、傅友德、郭英等人的家族作为对象来论述这一问题。

      第一条标准是对明太祖的忠诚度与亲密程度。徐达在这方面具有无可匹敌的优势。官方资料的记载未免由于冠冕堂皇而缺乏说服力,笔者特在此引证一些民间资料以为佐证:

      太祖之初振也,将属皆草莽粗士,人人欲更试。太傅徐相国阴奇之,乃谓诸将曰:”天子岂可更立耶?”遂止。[52]

      高皇微行大中桥傍,闻一人言繁刑者,语近不逊。上怒,遂幸徐武宁第。武宁已出,夫人出迎,上问王安在,夫人对以何事、在何所。夫人欲命召,止之乃曰:“嫂知吾怒乎?”夫人谢不知,因大惧,恐为王也,叩首请其故。上曰:“吾为人欺侮。”又请之,上怒甚,不言。久之,乃命左右往召某兵官帅兵三千持兵来,上默坐以待之……少顷兵至,上令二兵官守大中、淮清二桥,使兵自东而西诛之,当时顿灭数千家,上坐以伺,返命乃兴。[53]

      后太祖登大宝,中山就封,每朝见太后,谢夫人时致不平,尝有“我家不如尔家”之言。太后以是语以太祖曰:“枕边之言,中山宁无动心乎?”一日召宴内庭,中山与焉,命勇士杀谢夫人于其第。太祖持卮酒侑中山曰:“今日卿可免赤族之灾。”中山跪而饮之,而不知夫人就戮也。[54]

      第一条材料反映的是徐达对明太祖的忠诚。值得注意的是,在笔者能够看到的所有传说资料中,连明太祖的外甥李文忠阴谋叛变的资料都有[55],可是关于徐达阴谋叛变的资料却一条都没有,由此可见徐达之忠诚深为世人所知。第二条材料反映的则是两家关系的亲密,以至于连明太祖生了气都要跑到徐达家里去找人聊聊天。而第三条材料中,连太后都怀疑徐达有反心,但是明太祖仍然不相信,最后也只是杀了他的夫人谢氏而已。虽然这些故事多半是虚构出来的,但是不可能完全没有根据。得到了明太祖的信任,徐达及其家族也就得到了重要的保障。

      第二条标准是开国武将家族本身的品行。明太祖所欣赏的品行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好文:

      (洪武三年十一月辛丑)上朝罢,退坐东阁,召诸武臣,问之曰:‘尔等退朝之暇所务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尝亲近儒生乎?往在战阵之间,提兵御敌,以勇敢为先,以战斗为能,以必胜为功。今居闲无事勇力无所施,当与诸生讲求。古之名将成功立业之后,事君有道,持身有礼,谦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骄淫奢侈、暴横不法、不能保全始终者何人?常以此为鉴戒,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可与古之贤将并矣。[56]

      从这段记载不难看出,明太祖之所以在建国以后积极倡导开国武将们与儒生接近,是因为他认为如果武将们不知忠义之道,就不会对皇帝产生畏惧与敬重之心,而接近儒生则是达到这一效果的有效途径之一。而最终得以保全的开国武将很多都做到了这一点:

      (徐达)归朝之日,单车就舍,延礼儒生,谈议终日,雍雍如也。[57]

      (李文忠)颇好学问,常师事金华范祖干、胡翰,通晓经义,为诗歌雄骏可观……(李景隆)读书通典故。长身,眉目疏秀,顾盼伟然。每朝会,进止雍容甚都,太祖数目瞩之。[58]

      (郭)英居家善事亲,闲暇喜观书。[59]

      其次是勤俭朴实:

      太祖尝召浙西降将,谕之曰:“吾所用诸将,多濠、泗、汝、颍诸州之人,勤苦俭约,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于逸乐。汝等亦非素富贵之家,一旦为将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礼纵横,今当革去旧习,如吾濠、泗诸将,庶可常保爵位。若肆志一时,虑不顾后,虽暂得快乐,旋复丧败,何足为真富贵乎?”[60]

      其实这不仅仅是明太祖对浙西降将的期许,也是对开国武将的要求。而常遇春家族的败落在很大程度上就与此有关:

      太祖高皇帝取张士诚,城破日,开平常忠武王入齐门,所过屠戮殆尽。中山徐武宁王入阊门,不杀一人。至卧佛寺前,两王相遇,武宁始戒忠武勿杀。[61]

      常开平家豪富无比,每燕饮,童妓满堂,预饮者多赉赏物方往。人皆苦之,谓之欢喜钱。[62]

      常遇春“不习书史”[41](P3736)和好杀这两点已经使他的家族减色不少。而其家族生活如此奢靡,无疑又犯了明太祖的大忌。生长在这样的氛围下,常遇春之子常茂会因为肆意妄行导致兵败,受到革除爵位、流放边疆的处罚,甚至在流放地还不老实,也就在情理之中了[63](P3737)。因此常昇本人虽然并没有什么劣迹,但是其家族的糟糕形象很可能会影响到明太祖对他的印象。

      而被诛杀的另外三个人蓝玉、冯胜、傅友德的品行也多有可议之处:

      (蓝玉)浸骄蹇自恣,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暴横。尝佔东昌民田,御史按问。玉怒,逐御史。北征还,夜扣喜峰关。关吏不时纳,纵兵毁关入。帝闻之不乐。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惭自经死,帝切责玉……玉犹不悛,侍宴语傲慢,在军擅黜陟将校,进止自专,帝数谯让。西征还,命为太子太傅。玉不乐居宋、颍两公下,曰:“我不堪太师耶!”[1](P3865-3866)

      (冯)胜功最多,数以细故失帝意。[64]

      二十五年,(傅)友德请怀远田千亩。帝不悦曰:“禄赐不薄矣,复侵民利何居?尔不闻公仪休事耶?”[40](P3803)

      作为开国武将中的功高震主者,三人理应低调行事,以免遭到猜忌,信国公汤和的早年遭遇很能说明问题:

      (汤和)守常州时,尝请事于太祖,不得,醉出怨言曰:“吾镇此城,如坐屋脊,左顾则左,右顾则右。”太祖闻而衔之……故不得封公……其封信国公也,犹数其常州时过失,镌之券。[65](P3754)

      由此可见,明太祖对于臣下的任何不敬言行都会放在心上。而汤和晚年也改变了自己早年的做法:

      (汤)和晚年益为恭慎,入闻国论,一语不敢外泄。媵妾百余,病后悉资遣之。所得赏赐,多分遗乡曲,见布衣时故交遗老,欢如也。当时公、侯诸宿将坐奸党,先后罹法,稀得免者,而和独享寿考,以功名终。[65](P3754)

      可这三人偏偏劣迹斑斑,无疑让明太祖加深了对他们的不信任感。在朱标去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三人的悲剧也就难以避免了。

      第三条标准则是亲缘关系。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李景隆、沫英和郭英。李景隆之父李文忠贵为明太祖之外甥,且忠心耿耿,其家族安然无恙也顺理成章。西平侯沫英乃是明太祖起兵早期的义子,备受恩宠,其家族深得明太祖信任,因此负有世代镇守云南之重任,自然也没有出事。而郭英不仅在明太祖起兵早期拥有类似义子的地位[66],且他的妹妹是明太祖的郭宁妃,她在马皇后死后摄理过六宫之事,地位可见一斑[67]。与明太祖拥有如此多重的亲缘关系,郭英得以保留也在情理之中。

      而有些开国武将的做法,恰恰是与此南辕北辙:

      (冯)胜,(常)茂妇翁也。[63](P3737)

      蓝玉……开平王常遇春妇弟也。[1](P3863)

      通过上述材料不难发现,冯胜、蓝玉与常遇春之间形成了一个联姻圈。对于部下之间的联姻,明太祖最初是持支持态度的,他甚至曾做主让徐达娶谢再兴的幼女为妻[68]。个中原由,笔者认为联姻有利于加强感情,在天下未定的情况下,这样做有利于将部下团结起来。

      但是在明朝建立之后,明太祖通过与功臣们分别结亲与他们建立起了单线的联系,这样有助于明太祖确立起自己对于功臣们独一无二的权威与地位。可是功臣们之间的互相结亲,则使得这种单线联系变成了交叉联系。这不仅损害了明太祖的权威,而且会使他有一种功臣们有可能联合起来的不安全感,这很可能导致明太祖对功臣之间的联姻的态度发生变化。而一旦这个联姻网中任何一个人出了问题,剩下的人很容易就被牵连进去。而最终保全了自己的徐辉祖、李景隆、郭英等人,恰恰躲开了这个联姻圈。

      总而言之,这些标准在决定开国武将家族的命运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必须得符合其中所有的要求才能保全自己,开国武将们生死各异的结局,乃是明太祖根据这些标准进行综合选择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君臣双方互动的结果。

五、结 论

在明太祖的有意扶持之下,开国武将家族在明朝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活跃在政治舞台的中心。但是,一旦新政权的统治逐渐稳固之后,崇文抑武的趋势就在所难免。而出于稳定皇权的考虑,皇帝也不可能让开国武将家族永远掌握大权,新鲜的血液加入到军队当中也是无法避免的事情。而在明朝初期政权不稳定的情况下,政治斗争成为常态。而开国武将家族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决定了他们难以摆脱政治斗争的影响,极易因此而受到牵连。因此,开国武将家族的衰落其实是必然的。

      而开国武将家族的衰落也标志着新的时代的到来。王世贞曾经评价道:

      高帝时驸马尚公主多以公侯子弟充之,而不甚拘于年貌。易代以后,渐选之民间,而甚至驸马之父若职官则进级而俾令致仕,此大不可晓也。[69]

      身为传统士人的王世贞,当然不可能察觉到明代政治发展的真实轨迹,所以才发出了“此大不可晓也”的感叹。开国功臣家族作为建国初期特权阶层的组成部分,与追求至尊性的皇权在本质上存在着矛盾。而当他们走向衰落之后,自然会有出身于平民者成为政权的新的支持者。这种流动的而非固化的统治阶级的形成,才是新政权走向成熟的体现。驸马的平民化,只是这一趋势的一个体现而已。

      本文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明初政治斗争中君臣双方关系的认识。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强调明太祖作为专制君主的主动性,而将开国武将家族当成是完全被明太祖掌控命运的对象。诚然,明太祖可以出于个人喜好而让开国武将家族强盛一时,也可以因为朱标去世而发动“蓝玉党案”使其受到重创。但是本文的研究表明,明太祖并没有将所有开国功臣家族赶尽杀绝,而是根据他们的自身特点对他们采取不同的政策,这说明皇权不可能脱离有效的支持而存在。而开国武将家族各自的特殊性,使得他们在这场浩劫中命运各异,这未尝不可看作是他们自身主动性的体现。毕竟这种特殊性的来源并不是皇权,而是他们自己。而对这场必然的转型中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发生的作用进行研究,则是重建这段历史事实的重要途径。历史面貌的复杂与丰富,也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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