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若,谢颖慧 | 探索创新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路向 ——“十九大与中国政治发展”研讨会综述

探索创新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路向

——“十九大与中国政治发展”研讨会综述

雷雨若,法学博士,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教授

谢颖慧,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政治学专业研究生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1期

    党的十九大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本质特征、丰富内涵和拓展路径,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中国政治高质量发展,2017年12月4日至5日,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举办了“十九大与中国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大学联合主办,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创新型城市建设与治理研究中心联合承办。深圳大学副校长黎军教授、深圳市社科院副院长王为理研究员、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黄卫平院长以及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

      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北京大学徐湘林教授、云南大学周平教授、清华大学景跃进教授、中山大学肖滨教授、浙江大学郎友兴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商红日教授、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王为理研究员等国内2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就“十九大与中国政治发展”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九大报告涌现了诸如新时代、新征程、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性变革等提法,体现了我党根据中国实际,与时俱进对中国新形势做出的准确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深入学习十九大报告思想,把握其深层含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景跃进教授主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发展为出发点对十九大报告的时代意义进行解读。他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邓小平理论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演进过程,深入剖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背景、形成原因及理论创新的演化逻辑,指出我们现在的理论创新具有时间周期越来越短、越来越自觉自信、系统性越来越强等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态度、与时俱进的心态、把握时代问题的意识、回应现实挑战的能力、实践与理论的辩证互动以及担当意识和使命感。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周平教授作了“习近平的中华民族思想”的主题发言。周平教授首先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演进与逻辑考量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从推翻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起就开启了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基本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同时也是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一个基本单元。中华民族是由多个民族聚合而成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与各民族是大家庭与成员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要尊重各民族的差异性,包容各民族的多样性,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周平教授进而指出,由于我们之前的民族理论研究更多地是从保护少数民族的角度关注民族平等和团结问题,较少关注中华民族问题,结果造成中华民族被虚拟化。中华民族被虚拟化意味着我们国家被虚拟化,而国家虚拟化会带来很多问题。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了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先后在多个场合详细阐述中华民族思想,开创了中华民族思想研究的新时代。周平教授经统计研究发现,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中华民族的次数有43次之多。其中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把中华民族列为核心概念进行专门讨论,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等。

二、新时代的国家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战略高度出发,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够为我国在新时期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徐勇教授作了“国家整合:国家治理的新时代”的主题发言。他认为,从政治学的角度理解新时代就是中国进入到一个国家整合的时代,通过强化国家的力量,强化国家中的政党力量,强化政党中的核心力量,国家将具有活力但又极不平衡的社会整合为一体。徐勇教授解释了新时代的中国为什么要进入一个整合的时代。他认为这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极大释放了长期被压抑的社会活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使得社会分化、相对贫困化、利益化、生态恶化、思想对立化等问题相继出现。徐勇教授分析指出,自有国家以来,人类社会治理便有两种方式:社会自我治理和国家整合。社会自我治理的优势在于使社会焕发活力,但社会自我治理会造成分化与冲突。国家整合强调运用国家的力量调控社会,将因社会自我治理产生的分散、分裂整合起来,建构权威与秩序。伴随改革开放产生的这些社会问题有些本身就是因为社会力量相互冲突而造成,显然依靠社会本身无法自我克服,必须需要超越社会之上的国家力量加以整合克服,“政党中心主义”理论由此应运而生。徐勇教授进一步分析指出,由于中国的国家治理长期以来都是以“放”和“收”的双重变奏运行,人们对中国国家治理的认识主要集中于对国家政体,即国家与社会的纵向关系的认识上,而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的认识也已经格式化,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就是专制主义与权威主义的治理。事实上,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伟大的中国农业文明与改革开放奇迹也很难用这种理论阐释清楚。因为专制主义是由纵向的主观与努力形成的关系,威权主义是由纵向的权威与服从形成的关系,这两种理论都没有活力和创造力。徐勇教授认为,我们需要寻求新的分析框架重新定义中国政治。这个分析框架就是横向竞争与纵向整合双重视角。横向竞争是由社会基本组织构造决定,它可以创造出活力;纵向整合则创造出制度。徐勇教授接着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指出在世界历史上中国率先从原始公社、村社脱离出来,建立起以“家户”为基本单位的社会。当下中国三大地带的发展其实都是与它们传统的核心组织制度密切相关。比如,西部地区与其传统的村社、部落、庄园制相关,中部地区与其传统的农业家户制相关,而东部地区与其传统的工商业家户、个体户特征密切相关。“家户制”造成社会内部以家户为单位的横向竞争,比如,发家致富、光宗耀祖这些词语就很好地反映了“家户制”的这种横向竞争关系。横向竞争可以产生内部动力,但也必然带来分化与冲突,造成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因此需要国家的纵向整合来规制。最后,徐勇教授指出,从横向竞争与纵向整合的双重角度重新定义中国政治可以发现,中国的政治呈现横向民主与纵向集中式形态。新时代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是能够保持和增进活力的国家整合,即横向民主与纵向集中式的政治形态。

      国家治理的目的在于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健康发展。从国家治理目的出发,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郎友兴教授对“新时代下国家治理观的几个面向”进行阐述,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国家治理观,应该是在中国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并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的、蕴含着中国智慧、展望出中国国家治理未来走向的新理论。这个新的治理观是以往治国理政观的新发展,两者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历史使命”的背景下,新时代下国家治理理念主要分为五个面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观、新发展理念的国家治理观、嵌入到全球治理中的国家治理观、走向整体性的治理观、两阶段论的国家治理观。归纳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国家治理观是,以新发展理念为依托,以人民为中心,以国家治理为本勾联国家与全球事务,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以积极的姿态在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和基层群众自治,以及央地关系等方面构建起整体性的国家治理体系,从而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地方治理经验

地方治理是当今整个治理思想和治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治理注重差异性,通过对个案的深入调查与探索,更能发现和把握事情的本质和规律。地方治理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国家治理提供新思想、新路径,进而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效能的发挥。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徐湘林教授以浦江县为例,对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新策略进行了分析。他通过观察浦江县县委在对水晶产业整治过程中的政治动员举措,比如成立若干重点工程指挥部、成立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的水环境整治领导小组、进行以党代政的专项治理运动,使突发事件处理不过夜等,发现当面临来自上层和底层的社会治理压力时,地方政府会激发制度创新的积极性,政治动员成为了地方治理的另类模式,地方政府通过政治动员不断推进自我制度改革和政治建设。徐湘林教授指出,浦江案例给我们的理论启示主要有三点,一是压力型体制与地方政府治理的关系值得重新探索,一般情况下,压力型体制并不产生地方政府治理策略,但本案例中的浦江县政府在压力型体制下,把政治动员作为了地方治理的另一策略并且取得了成功,这值得研究;二是需要深入研究政治动员和党建+社会治理模式;三是与沈大伟商榷关于论述中国共产党处于收缩和调试双重状态的说法。徐湘林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建制不断收缩,但作为国家强制工具的效能不但没减弱反而增强了。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肖滨教授立足于广东的社会发展实际,指出广东社会当前的共享格局呈现出极度失衡的状态,主要体现为经济成果共享不均衡、公共服务共享不充分、社会保障体系不到位。这种极度失衡的共享格局不仅不利于社会公平,影响地区稳定,影响公民社会参与质量,而且会加剧经济增长压力,抑制整体发展潜力,累加社会治理成本,影响共享发展的效果。肖滨教授提出从四个方面推进“共享广东”建设:一是适度调整广东行政区划格局,撤并重组地级市以整合优化资源配置;二是落实干部任期制,将落后区域的发展效果与绩效考核相挂钩;三是树立整体发展的全局观,充分发挥政府调控机制,利用再分配深化共享效果;四是有序提升广东公民参与能力,不断优化社会参与效果。

      何为边疆?边疆的范围是什么?围绕这些问题,周平教授阐述了边疆的含义和范围,指出边疆除了陆地边疆、还包括海洋边疆、岛礁等区域。同时周平教授指出,疆域就是国家占据和控制的地方,是边疆形成和存在的基础,只有把边疆置于国家疆域的基础上,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边疆,对我国边疆的各种形态和相互关系进行整体审视,并结合边疆治理来看待边疆,才能对我国的边疆形成客观、准确、全面的认识。

      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吕元礼教授作了题为“在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之外——新加坡不必腐的做法与启示”的发言,他以新加坡廉政体系为切入点,介绍了新加坡反腐的经验。吕元礼教授把新加坡反腐的经验总结为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薪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吕教授认为,新加坡反腐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正视现实,抱持诚实的态度,诚实地看待人性、时代变化、政治、收入差距,根据人才价值、供求状况、产出——收益,实事求是地确定官员薪金;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以薪养廉制度形成在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之外还有一个不必腐的官员廉政氛围。

四、政治学学科发展

中国的政治学学科基本是根据西方的学科体系建立而成,严格意义上而言,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政治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我们需要紧随时代步伐,依据中国的实际,建立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政治发展、政治文明建设。在会上,各专家学者就政治学学科发展展开了热烈讨论。

      徐勇教授指出,政治学作为一门由国外引进的科学,需要经历引进、消化、提升的过程,目前存在消化不良、提升不够等问题,表现为,在当前的政治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三方面的趋向。一是用西方既定理论解释中国事实,简单地将事实贴上理论的标签。二是用官方话语代替学术话语,这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政治学的发展。三是某些学者缺乏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比如为了追求名利,迎合大众传媒时代潮流,刻意说出一些极端话语。

      徐勇教授认为政治学中国化是我们今后的路向。政治学中国化即政治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针对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徐勇教授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掌握政治学基础理论和方法十分重要,唯有掌握了基础理论和方法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问题;二是以政治事实和实践作为理论检验的标准;三是对一些重大的政治现象要有我们自己的政治定义和判断,只有对事实加以我们自己的政治学定义,才能在世界政治学学科体系中拥有话语权;四是应进行学术整合,把大量事实通过整合形成概念化或认识框架,使其不仅能够解释中国,也可以解释世界;五是需要推进思维范式的转化,从事实中重新发现中国、定义中国。徐勇教授以中西方政治逻辑出发点的不同、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论证我们转化思维范式的必要性。他指出,西方政治是以霍布斯的天赋人权为逻辑出发点,而中国政治逻辑的出发点是祖赋人权。另外,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西方国家发展道路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从来没有与原始、原初、原生的血缘母体割裂,中国特色是由“底色”造成的,家族底色与公共权力相结合是中国最大的特点,而西方由于其海洋文明、商业文明、商业经济、货币经济的发展,在进入国家后人与母体是相割裂的。这些不同,要求我们从规范思维向实证思维转化。

      周平教授认为,这个年代的中国学者学的基本是西方政治学,但西方政治学理论是对西方政治发展的总结,缺乏对中国经验的总结;中国的政治发展与西方的差异甚大,用西方政治学解释中国政治发展,显然不兼容。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应具有自己的特色。周平教授提出概念短缺是目前构建中国政治学的掣肘因素,要建立一套真正的属于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体系。

      商红日教授作了题为“中国政治学自主性重构探析”的发言,他指出,十九大报告中的“自信”是个哲学概念,强调的是自主性。他从目前中国政治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入手,指出目前我国政治学研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当理论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不是追溯文本而是修改现实,另一个问题是对中国经验、现象、事实解释不清楚或者解释不到位。据此,他提出了重构中国政治学自主性的路径:一是要注重对文本的解读修改,二是要善于对中国实践进行理论原创。

      景跃进教授认为因果关系探究、系统学分析是两种比较客观的思考学问的方式。谈及政治学学科发展,他认为,需要从两个复杂的因果关系来认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一是市场逻辑,市场经济的发展刺激财产权的产生,财产权需要法制来保护,从而进一步催生宪法,形成民主法治社会。这里,市场经济、财产权、宪法、民主法治形成了因果关系。二是选举导向,选举是民主的,它有两个因素——合法性与因果链。合法性即人民主权的表现方式是同意,选举是现代条件之下最精确的、最标准的、最好操作的、最可变化的表达同意的程序民主。因果链是指选举需要回应,回应之后就必须做事情,做事情后就必须做好,有成效。“选举、回应、做事、绩效”是一个链条,每一环节缺一不可。

      郎友兴教授认为中国的政治学研究需要注重比较历史分析和追踪研究。他把中国的政治学者类比为三类医生,第一类是老中医,这类医生学问深,对中国的政治生活体会深,他们会对近几十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进行诊断并对其未来开一个药方。第二类是中西医结合,这类学者对中国的实践和西方的理论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第三类是全西医,喻指年轻的政治学者,这类学者的整个训练、理论以及各个方面基本都是受“ 西医”方式的训练。“西医”式学者年轻,了解西方理论,“老中医”式学者学问深、德高望重,三类学者都有其各自的优势,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区别。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需要对这三类学者进行调和,让每一类学者都有自己施展才能的空间,都能最大化地施展自己的才能。

      本次“十九大与中国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主要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用十九大报告精神推动中国政治的繁荣发展。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学者学术思想交锋、学术观点碰撞,很好地推动了学术交流与学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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