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清和,朱诗怡|从经济特区到自由贸易区:中国改革开放路径与目标的演绎逻辑

从经济特区到自由贸易区:中国改革开放路径与目标的演绎逻辑

罗清和,管理学博士,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诗怡,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区域经济学专业研究生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1期

摘要: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利他”的设区背景决定其目标旨在如何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探寻有利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而自由贸易区是在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大背景下成立的,设区目标是在“自利”基础上达到 “互利”。创办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突破口,设立上海等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与经济特区相比,自由贸易区是对经济特区改革的深化和进一步发展,但二者都是通过探索和“试错”不断前进的。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主动展开的一场攻守兼备的试验,可谓经济特区的“升级版”。从经济特区到自由贸易区,诠释了中国改革开放路径与目标的演绎逻辑。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路径一是在国内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园区,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有益的尝试和经验借鉴;二是要与当前和未来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建立跨境自由贸易区。未来的目标是要通过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同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为双边、多边跨境贸易交流合作提供新的平台。

关键词: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区;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示范效应;“一带一路”

 

中国经济特区发展伴随改革开放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如经济特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自由贸易区等,它们具有不同的时代特色,扮演着引领不同时期区域发展“领头羊”的重要角色。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改革的“试验田”;自由贸易区是应对新时期要求,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的重要举措。从最初经济特区“摸着石头过河”,率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市场化改革,到目前全方位开放的自由贸易区“先行先试”,采取“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简政放权,让渡部分中央权力,并将改革范围延伸到经济领域以外,触及改革的“深水区”,中国在不断探索与实践中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之路。应该说,从经济特区到自由贸易区,诠释了中国改革开放路径与目标的演绎逻辑。

一、经济特区到自由贸易区的演进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从传统经济特区向现代自由贸易区演进的制度变迁史。改革开放初期创办经济特区是为了降低改革开放成本,避免出现大的社会震荡,经济特区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围绕着如何突破传统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探寻有利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经过十年左右的探索实践,以深圳经济特区为典型代表的传统经济特区以其举世罕见的发展速度为全国改革开放树立了标杆,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如果说经济特区的创办体现的是中国特色,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则明显体现其普适性,即中国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已经全面开放融入世界,成为新时期全球化的引领者,中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一)创办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突破口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但在如何推进改革开放问题上面临重重困难。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无处不在,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因此,为了把改革开放的成本降到最低,避免出现大的社会摩擦与动荡,首先必须寻找突破口。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特有的聪明睿智,做出创办经济特区的英明决策,通过经济特区的“窗口”功能观察世界和了解世界,发挥经济特区的“试验田”功能进行试验,待取得成功经验后逐步推广,对其他地区起示范作用。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深圳、珠海、汕头设立经济特区,同年10月7日,国务院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1984年5月4日,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东南沿海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5个经济特区围绕市场取向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深圳经济特区最为典型。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初,面积327.5平方公里,2010年7月1日特区扩容至全市,总面积1996.85平方公里。2016年末,深圳户籍人口为404.8万人,常住人口1190.84万人,户籍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例为33.99%。1980年,深圳GDP总量2.7亿元,人均GDP 835元,进出口总额1751万美元,地方财政收入3043万元。到1990年,GDP总量、人均GDP、进出口总额、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增加到171.67亿元、8724元、1570136万美元和217037万元,分别增长62.55倍、10.5倍、869.7倍和71.3倍。20世纪80年代深圳GDP年均增长率为51.81%,创造了举世无双的“深圳速度”,90年代深圳GDP年均增长率为29.87%,2000年至2016年年均增长率为14.65%,具体见表1。

 

(二)成立浦东新区: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


      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在20世纪80年代的成功实践,为全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树立了标杆。1990年4月18日,中央决定开发上海浦东,1992年10月浦东新区正式挂牌,1993年1月1日浦东新区管委会成立。2016年,浦东新区面积1429.6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50.10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234.19万人。1990年,浦东新区成立前GDP总量为60.24亿元,到2016年增长为8731.84亿元,增长144.95倍。90年代浦东新区GDP年均增长率为33.32%,2000年至2016年为15.07%。具体见表2。

继浦东新区之后,国家先后相继成立了16个新区:天津滨海新区(1994年)、重庆两江新区(2010年)、浙江舟山群岛新区(2011年)、甘肃兰州新区(2012年)、广东南沙新区(2012年)、陕西西咸新区(2014年)、贵州贵安新区(2014年)、青岛西海岸新区(2014年)、大连金普新区(2014年)、四川天府新区(2014年)、湖南湘江新区(2015年)、南京江北新区(2015年)、福州新区(2015年)、云南滇中新区(2015年)、哈尔滨新区(2015年)、长春新区(2016年)。

 

(三)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全面深化

      浦东新区的成立,为全国树立改革开放新标杆,其后相继设立16个新区,形成全方位、宽领域、高层次的开发开放新格局。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并于2014年12月自由贸易区扩容,区域涵盖陆家嘴、金桥和张江,面积120.72平方公里。2015年,增设广东、天津和福建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2017年4月1日,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陕西、四川、重庆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运营,国内自由贸易区数量达到11个,占省级行政区划三分之一,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自我开放,是新时期改革开放创新的窗口,更是一次大规模制度变迁。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短短4年,已经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发展能量,其主要经济指标如表3所示。

 

自由贸易区作为全国瞩目、世界关注的改革试验区,其目标是按照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高标准进行的新一轮制度创新,构建公平、统一、高效的营商环境,力争开放度最大,开放层次最高,将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产生深远影响。一是发挥对外开放新的示范效应。从全球看,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而我国自由贸易区发展滞后,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上海等自由贸易区形成的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将示范带动各地区协同发展。二是成为以开放促改革的窗口。自由贸易区建设是我国政府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实施更加主动对外开放战略的重大举措,对于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将发挥积极作用。三是参与建设全球经贸合作平台。国际上投资贸易领域遵循适度自由原则,只要不是法律禁止的均可自由试行,我国之前投资贸易领域采取的是行政审批和许可制,通过设立自由贸易区,不仅能加快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贸易合作,提高贸易投资效能,还可让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逐渐强大起来,使进入自由贸易区的企业与国际高标准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对接,推动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

 

二、经济特区与自由贸易区比较

中国改革开放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进的,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到目前的自由贸易区,二者的共同点都是通过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与经济特区相比,自由贸易区是对经济特区改革的深化和进一步发展,二者都是通过改革试验来摸索发展经验,都是在实现目标过程中风险未知的情况下,通过探索和“试错”不断前进。我国的改革以具体国情为出发点,选取部分试点城市或区域进行试验,成功后再以点带面。国内新设自由贸易区的重要性堪比当年的经济特区,是中国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主动展开的一场攻守兼备的试验,可谓经济特区“升级版”,但其本质已发生根本变化。

 

(一)设区背景不同:利他的“窗口”、“试验田”与自利的区域发展战略

      经济特区始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陷入困境时期,也是我国传统体制进行大变革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处于未知。此时,中国开始学习和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创办经济特区的经验,在改变传统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先行先试,以便为全国提供示范,进而逐步与世界接轨。社会主义国家创办经济特区中国是首次,没有经验可循。为了降低改革风险,先选择改革阻力较小和条件较好的小范围区域建立经济特区,取得成功后,作为一种示范效应,再向全国推广。在经济特区内尝试各种改革措施,目的是发挥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作用,而非追求特区自身的经济发展,带有强烈的“利他”色彩[1],这是中国经济特区与世界经济特区的重要区别。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窗口”和“排头兵”,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成功地大规模引进国外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引领经济高速增长,开创性地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才有了全国全方位开放局面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大大促进了全国的经济发展。因此可以说,经济特区在一定程度上是为探索新体制而诞生。

      当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社会各方面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有了一定的基础,自由贸易区战略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中国整体对外开放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同时中国正处于全面开放和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自由贸易区作为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区域发展战略,是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和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我国应对已发生显著变化的国际环境与国内形势所带来的各种挑战的重大举措,符合我国开放型经济建设的需要。如以上海、天津、福建、广东等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代表,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支点,强调区域自身的发展,以“自利”为主,推动行政体制改革,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实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以期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最终能像当年深圳经济特区一样形成燎原之势。跨国自由贸易区则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的中国新时期自由贸易区实践,同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为国家间区域经济合作提供地缘需求和发展机遇,以全面、高质量和利益平衡为目标,加速贸易投资规则的国际接轨。

 

(二)发展阶段不同:“摸着石头过河”与改革开放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比重较小,人民生活水平比较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因此,经济特区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改革开放,推动我国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走向开放,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作为改革的“试验田”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探索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改革实现对外开放,然后利用更加开放的市场进一步带动国内改革,可谓“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

      今日中国已今非昔比,无论是GDP总量还是贸易总量均位居世界前列。资料显示,1978年,中国GDP总量为3645亿人民币,1986年突破1万亿,2001年再破10万亿,2014年GDP总量高达636463亿元。1978-2014 年间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8%,2007 年中国GDP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国家统计局核算,2016年全年GDP为744127亿元,比上年增长6.7%,人均GDP53980元,比上年增长6.1%[2]。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应看到当前改革所面临的“瓶颈”,表现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缺乏配套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制度环境支撑。目前中国处于全面开放发展阶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自由贸易区以提升开放经济为切入点,全面改革政府管理体制,突破束缚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探索实现更加开放、更有活力的市场,然后用市场来进一步推动深化改革。设立并拓展自由贸易区,是中国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实行更多依靠制度创新而非优惠政策的重大改革。通过将市场行为的主导权交给市场主体,使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大胆探索对外开放新的路径和模式,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优化,实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自由贸易区探索,将有利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接轨,并在国际经贸领域的规则制定中赢得主动,在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

 

(三)设区目的不同:探索市场体制与完善市场体制


      前40年中国改革重点要克服低收入阶段实现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着力解决低效率问题,突出增强经济的竞争性和市场化。当前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克服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所遇到的新体制矛盾,既要继续解决效率问题,又要促进社会公平;既要继续强化竞争性,又要增强社会凝聚力。在继续推进市场化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解决政府效率问题。

      经济特区作为最早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既要考虑既定的特区建设目标,又要兼顾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事实。受资源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经济特区位置选择在经济水平较低、偏居一隅的地区。此外,经济特区最初主要是单向开放,扩大出口,控制进口,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带动自身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全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加快对外开放积累经验。

      自由贸易区肩负新时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是国家战略需要。创办自由贸易区是平衡改革红利和掌控改革风险的重要制度创新,设区目的在于:对外而言,为应对全球经济贸易新规则而提前谋篇布局。当前,以TPP、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为代表,经济全球化新的发展趋势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重构,为避免其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需要及时做出战略调整,在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过程中提升国际竞争力,体现中国作为大国应承担的责任以及参与新国际分工建立新型经济制度的决心。如通过推行“一带一路”倡议,设立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以弘扬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精神主张沿线国家乃至全世界共同发展,逐步积累参与国际多边和区域合作经验,按照国际新的贸易投资规制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展贸易谈判与合作,为进一步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做好必要的前提准备。对内来说,是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改革正步入深水区,新一轮改革开放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探寻新增长渠道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由于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诸如管理体制、财税金融、价格体制、社会稳定等多方面因素,所以应该适度推进,选择部分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先行先试,为全面深化改革积累经验。因此,自由贸易区的设立能够加快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中国企业融入世界创新产业链的桥头堡,推进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三、中国自由贸易区发展路径选择

发展自由贸易区是中国顺应全球经贸发展形势所实施的重大改革,更是为了探索对外开放新路径和发展模式,逐步与全球经济接轨,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与竞争中赢得主导地位。中国自由贸易区发展路径有二:一是在国内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园区,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有益尝试和经验借鉴;二是与当前和未来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建立跨境自由贸易区,增强经贸合作伙伴双边、多边经贸活动能力,提升资源跨境配置效率[3]。在当前我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成效显著、潜力不断释放的关头,围绕自由贸易区展开的多边博弈在进一步加强,风险和挑战日趋凸显,因此有效的路径选择是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成功的关键所在。

 

(一)完善自由贸易区战略顶层设计


      中国改革开放虽然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但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在于把国家战略顶层设计与自由贸易区实践相结合。一方面,国家战略规划为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指明发展方向,另一方面,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反馈,其实践经验可为国家战略顶层设计提供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和路径。随着自由贸易区的扩围与发展,较之以前面积更大、区域更广,新自由贸易试验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如自由贸易试验区可能横跨多个行政区域、纵贯更复杂的行政层级,导致管理协调难度加大。为此,建议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有关部委组成领导小组,把握宏观大局。其下可设立办公室,负责协调统一国家战略顶层设计,强化顶层设计与自由贸易区实践紧密结合,统一部署,统筹兼顾。此外,对国际上有些贸易规则把握不准时,可寻找突破口大胆试错,及时给予调整,完善纠错机制。针对自由贸易区在授权许可范围内的任何改革措施和创新方案,应该给予鼓励,从整体上把改革开放的风险程度降到最低。

 

(二)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


      伴随国际形势变化和新一轮国际投资规则的重塑,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由于前瞻性强、透明度高、可复制推广等优点,在双边或多边投资条约中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为了与国际投资规则体系接轨,促进中国更好地引进外资,应加速负面清单模式的试点与推广。以先期设立的四个自由贸易区为试验田,发现问题、积累经验、改进清单内容并逐步实施推广,实现中国经济平稳过渡,促进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战略定位上各有侧重: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重在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以及推动长三角乃至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4];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促进内地与香港澳门经济融合;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承担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任;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对台湾开放”与“全面合作”为方向,进一步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以及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充分发挥对外开放前沿优势。

      自由贸易区改革在于更大的贸易自由及投资便利。自由贸易区正是逐步收回政府“看得见的手”、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尝试,因此更需要稳步推进,针对国际上通行的“高标准”贸易规则,充分发挥其先行先试功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这一举措带来的不仅是更加开放的市场和新的投资机遇,更是一场权力运行机制的革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一大要务就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尽可能放宽投资市场准入条件,从根本上提高市场准入自由化程度。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作为其改革的一大亮点,承载了中国政府放松管制、简政放权的决心,也是中国经济与国际贸易体制接轨的重要一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4年来,有20多项成熟的制度开始在全国复制推广,特别是在投资管理、环境保护以及金融创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实质进展。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无论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是后续的广东、天津、福建等自由贸易试验区,都肩负着深化改革的时代使命,深化改革不仅涉及经贸层面,更重要的是涉及到政府职能转变、社会综合治理、法治化营商环境等系统化方面,因而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大不仅是量的增加,更是制度创新质的升级。

 

(三) “一带一路”倡议与跨境自由贸易区建设紧密对接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主要实行“迎客式开放”,借助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带动经济快速发展。面对当前国际贸易新格局,自由贸易区在继续承担着“迎客式开放”重任的同时,更应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上为中国经济“走出去”进行有效探索。“一带一路”将成为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新起点,并且以“走出去”的强大动力带动开放。“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需要大量资源支撑,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资金的压力,但这是远远不够的。“一带一路”沿线自由贸易区的开放程度对周边地区有着虹吸效应,在金融政策、贸易政策、人才政策上的优势会吸引周围城市大量的资金和人才流入。这种虹吸效应可解决发展的资源需求问题,是“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待自由贸易区发展成熟后,其中汇聚的大量资源又会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反哺于周边地区,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支持。

      加快跨境自由贸易区建设是实现对外战略目标、运筹对外关系的重要途径。设立跨境自由贸易区并不断拓展其规模,目的是探索中国对外开放新的路径和模式,更重要的是通过跨境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探索,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赢得主动,在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跨境自由贸易区作为“一带一路”的载体,将进一步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因此,应加快跨境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可行性研究,规划科学合理的谈判路线图,将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传递给周边。积极同“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商讨建立自由贸易区,不仅需要努力扩大自由贸易区数量,更要讲究质量,逐渐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四、中国自由贸易区发展目标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国际经贸规则的变化与调整,中国明确提出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全面深化改革,努力拓展对外开放的新空间,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为全方位实现对外开放,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为双边、多边跨境贸易交流合作提供新平台。这其中包括快速推进以东亚、东南亚为主要经济体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RCEP)框架协定谈判,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可行性研究,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BRICS)、二十国集团(G20)等机制下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经贸协议谈判实现新的突破等,通过签署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或建立跨境自由贸易区,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提供规范、公正和透明的市场经济环境,降低跨区域生产和贸易往来成本,提高贸易效率,促进双边乃至多边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

 

(一)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为顺应世界经贸投资自由化、区域性协定迅速增加和国际贸易标准逐渐高端化等新趋势,制定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总体规划,明确未来中国在区域合作中的角色、地位,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谈判的伙伴国范围、开放领域以及开放程度,将有利于整体开放格局的构建和开放路径的选择。应在坚持多边贸易体制规制基础上,努力促成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拓展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空间,构建全方位、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开放格局,促成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由分散向总体布局有序推进转型。首先,加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与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对接,通过与沿线国家签订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其次,致力于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深度参与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在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构建既能体现中国特色,又能平衡全球各国利益的贸易投资新规则,推动自由贸易区高标准、高水平开放,使中国在地区治理平台和规则制定中发挥引领性作用。

      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日趋紧密,中国有能力也有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带头引领作用,协助周边国家通过完善基础设施等谋求自身发展。中国可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在双边和多边层次发挥中国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和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开展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可行性研究,巩固现有的经济合作基础,推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其中,在双边领域合作上,已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容易在亚太自由贸易区方面达成共识,有利于达成高水平的亚太自由贸易协定;在多边领域合作上,RCEP谈判将成为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此外,由于RCEP的非排他性特征,亚太自由贸易区可以不断吸引其他亚太地区成员加入,最终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实现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

 

(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加强与沿线国家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虽然强调经济上合作,但在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和经济联系过程中,毫无疑问会输出中国的价值观。中国可借跨国自由贸易区构建,强化在区域经济战略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在稳固既有贸易伙伴关系基础上,依托“一带一路”选择沿线枢纽国家,商谈建设跨境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

      加强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既要实现“道路联通”,也要实现政策沟通。一方面,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具备强劲的竞争实力,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筑产业,并形成了融资、开发和建设完备的产业链,可为沿线国家提供融资、规划、设备、建设等一揽子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自由贸易区谈判本身就是与有关国家进行政策沟通的有效平台,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不同的谈判对象采取不同的灵活态度,制定现代高标准和高质量的贸易与投资政策体系,在努力实现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同时为地区规则和秩序重构做出贡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因此还要倡导多元化发展路径,建设包容开放的经贸关系。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可以有所选择地推动符合自身开放需要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区域合作模式,采取不同形式和不同层次的区域合作试验,寻求对接“一带一路”最佳结合点。在合作框架上,可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主,实现多机制结合;在战略内容上,以双边、多边经贸为主,多维度全面推进;在战略推进顺序上,由近及远、先易后难、由点到线再到面,最终实现从区域到全球的规划布局。

 

(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2015年11月30日人民币获准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被纳入SDR(特别提款权),这代表中国新一轮金融改革开始。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同时会激发对金融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革,探索在跨境融资、创新型投行、全球金融衍生品交易等新兴业务上,开辟新的市场增长点。

      一是建立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发展诸如存托凭证(CDR)、亚洲美元债券、人民币国际债券等金融商品,以满足自由贸易区内外投资者的需求。借助自由贸易区的特殊定位和试验区特色,允许交易平台在投资者范围、资金流向、产品创新方式、监管模式等方面参照国际成熟市场通行做法大胆创新,在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探索管理模式创新等方面发挥其独特作用。

      二是推动金融制度规则与国际市场接轨。中国的金融制度建设应紧跟国际最新发展形势,与国际惯例接轨,推动境内金融市场制度进一步完善。同时运用底线思维避免系统性风险,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专业化程度。

      三是集聚境内外中介机构。通过自由贸易区平台建设,推动形成市场化、国际化金融资产交易中介服务体系,吸引全球金融投资中介机构在自由贸易区集聚。逐步建立以自律监管为主、政府监管为辅的综合监管体制和符合国际标准的投资者保护体系,督促市场主体依法依规开展业务,严厉打击市场操纵等违规行为,确保市场规范、安全、有效运行。

      四是坚定不移地加快对外开放进程。为应对来自境外市场的竞争,亟需加快境内市场对外开放步伐。应以自由贸易区为试点,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放宽对境外投资者的市场准入,扩大其可投资标的范围,逐步消除跨境资本流动的障碍,夯实境内流动性中心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罗清和,曾婧.关于经济特区模式若干问题的思考[J].深圳大学学报,2015,(1). 

[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心[DB/OL].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2017-07-10.

[3] 罗清和,曾婧.“一带一路”与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J].区域经济评论,2016,(1).  

[4] 罗清和,张畅.长江经济带:一种流域经济开发的依据、历程、问题和模式选择[J].深圳大学学报,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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