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志国,潘凤|改革开放40年中国省域开放度的发展演进与成因分析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省域开放度的发展演进与成因分析

鲁志国,经济学博士,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潘凤,山西财经大学讲师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1期

摘要:基于1978-2015年中国省域经济数据,测算并分析中国省域对外开放度的历史表现与演进轨迹,同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市场规模、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要素禀赋水平这五大因素对我国省域对外开放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发展演进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交汇,是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由于“循环累计效应”的存在,占位优势不断巩固;交通基础设施作为推动区域协调开放发展的重要手段,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劳动力要素对开放度的影响逐步被人力资本要素的作用所取代;经济基础条件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影响由于容易受到国际形势的扰动而具有较高的不稳定性。这些结论对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体制的总体设计具有深刻的政策启示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年;中国省域;对外开放度;1978-2015年;“循环累计效应”;发展演进;成因分析

 

自1978年改革开放号角吹响以来,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一度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动力衰退和国际贸易环境的持续恶化,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下降,对外开放体制的战略调整一时成为社会各界探讨的热点话题。在中国经济逐步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的“新常态”背景下,究竟哪些因素才是提升中国未来对外开放水平的动力支撑?相较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时期,经济新常态的对外开放特征“新”在哪里?回答这些问题离不开对1978以来中国不同时期对外开放影响因素的重新审视。时值改革开放40年,本文以对外开放度这一经济学领域的基础指标入手,采用分阶段实证研究的方法归纳探寻中国对外开放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因素与演进趋势。通过对中国不同时期省域对外开放影响因素的回溯探寻,希冀能找到未来促进中国对外开放水平提升的有效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研究对外开放度的影响因素是经济学领域较为经典但又不失重大现实意义的热点话题。所谓对外开放度,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纵观现有研究对外开放度的文献,对外开放度的测度大致有两种不同的思路:

      一是过程测度法,即基于衡量对外开放过程的若干表现,例如一国贸易体制、进出口政策、关税政策、汇率政策等等,对相关指标与国际发达地区的接轨程度进行赋权评分,经过整理形成衡量一国开放水平的相关指标或指数。典型的如世界银行外向指数及相关研究成果,如周茂荣、张子杰(2009)[1]、蔡文浩、于倩(2012)[2]等。这种方法测度的优点在于较为全面地展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对外开放制度变革的积极进展,对研析制度演进对贸易增长的微观影响大有裨益。但不足之处在于过程测度法由于缺乏可观测的数据,故而容易参杂主观判断。

      第二种方法是结果测度法,即直接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贸易额、国际投资额等规模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开放度。为体现本国或本地区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常常用本地区的贸易额或投资额与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对外开放度。这种方法的优势不仅在于容易量化比较,而且容易动态跟踪,但缺陷是易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同时也难以形成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制度开放程度的有效反映。基于量化测算的可比性角度,目前绝大多数文献都使用结果测度法测算中国省域的对外开放开放度,典型的如Harrison(1996)[3]、Patrick LOW(1998)[4]、Ste-wart(1999)[5]、兰宜生(2002)[6]、陈升、潘虹(2015)[7]等。

      测算对外开放度是实证分析对外开放度决定因素的基础。纵观现有研究文献,国内外学者认为,影响对外开放度主要取决于如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是经济发展水平。H. Yanikkaya(2003)、Chen B,Feng Y(2000)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贸易来往越活跃,进而一个国家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也会越来越强[8][9]。陈升、潘虹(2015)、魏浩、王宸(2011)等在检验中国对外贸易影响因素过程中,也都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影响对外开放度的重要成因[7][10]。

      二是交通设施水平。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是降低开放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对此诸多国外学者都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如Ravn M O、Mazzenga E(2004)认为,运输成本的引入甚至可以改变国际贸易的总体格局[11]。Behrens(2011)也认为,国际贸易能否发生,交通运输成本的作用不可忽视。相较交通设施水平低劣的地区,交通设施相对完善的地区更容易获取对外贸易的优势[12]。国内学者在实证分析中将交通运输变量引入引力模型中予以考虑,如刘生龙、胡鞍钢(2011)通过此方法进行实证发现,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中国贸易的改善具有正效应[13]。

      三是市场规模。人口规模或人口密度等指标是诸多学者研究市场规模对对外开放度影响的常用代理变量。如Sachs&Warner(1995)通过研究发现,人口密度较高的国家对外开放度也较高[14]。H.Yanikkaya(2003)认为,人口密度高的国家比人口密度低的国家更容易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其开放度也较高[8]。国内学者也有类似研究结论。

      四是市场化程度。认定市场化程度是影响一国对外开放度的重要因素,一个鲜明的逻辑在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更有利于国际厂商或其他国家的贸易产品进入,进而形成本国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事实上,随着国际贸易研究的日趋深入,国内外学者对贸易壁垒、外贸政策、政府管制等领域的研究汗牛充栋,研究市场化程度对对外开放度的文献也大量涌现,典型的文献如F Rodriguez(2000)、Garrett G&Mitchell D(2001)[15][16]等。

      以上四个因素是目前研究对外开放度关注度较高的领域。除了这四个因素以外,还有学者关注要素资源禀赋结构、人口结构、汇率、金融发展等诸多因素对对外开放度的影响,典型的研究如易行健、左雅莉(2016)[17]等。

      不可否认,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如果不结合理论和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特定情景,能够找到的影响因素相关变量可以会有很多很多,但结合理论来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要素禀赋和市场自由化水平。其中,要素禀赋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初始存量条件,同时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要素禀赋的差异也是构成国际贸易中绝对比较优势与相对比较优势的主要内因。在现代竞争优势理论中,要素禀赋的内容可以进一步扩展至良好的人力资本条件、人口结构、基础设施条件等等。市场自由化水平是保证国际要素自由流动的重要前提。很难想象,一个拥有较多政府管制的国家或地区能对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产生持续显著的促进作用。结合中国省域对外开放度研究的特定情境,我们认为,在国内各省域汇率、人口结构、金融发展等条件差异不大的情境下,结合上述理论导向,定向跟踪交通设施水平、市场化程度等少数几个指标在1978-2015年不同时期的表现,对理解中国对外开放度影响因素的判断更有意义。

 

二、中国省域对外开放度的变动历程回溯

基于对外开放度的基本表达式,可以测算从1978-2015年中国及各省域各年对外开放度的基本情况。图1报告了全国对外开放度演进的基本轨迹。

 

限于篇幅,本文对省域对外开放度的测算结果在此不做展开。总体来看,全国对外开放度的演进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4年):对外开放度的急速上升阶段。其中,1978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标志性年份,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4年是中国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性年份。从图1看出在此阶段中,中国对外开放度由1978年的5.06%快速上升至1994年的50.69%,16年间对外开放度增长了10倍。

      第二阶段(1995-2002年):对外开放度的稳定调整阶段。其中,从1993年底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始,至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成功,中国无论从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大幅度提升。同时这个阶段也是中国深度开放的稳定调整期,这一阶段的诸多工作为下一阶段中国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阶段,中国对外开放度稳定在35%-50%之间,同时面对对外开放的新趋势,中国国内的诸多贸易规则积极调整,主动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的速度加快。

      第三阶段(2003-2008年):对外开放度的快速上升阶段。自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对外贸易额快速增长,吸引外资的能力稳步增强,很快成为国际上进出口贸易额最高的国家。在此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度由2002年的46.76%上升至2008年的56.59%。其中,2006年达到全国对外开放度的历史峰值63.87%,对外开放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驱动力量。

      第四阶段(2009-至今):对外开放度的新常态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全球贸易形式急转直下,中国的对外开放度指标也开始下行。从2009年开始,随着后金融危机效应的不断凸显和中国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叠加全球经济增长周期的外部影响,外部动力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下降,从而使中国对外开放度进入到了由较快增长到下行调整的新常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既有对中国对外开放有诸多不利的因素,如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市场需求下行、技术创新步伐放缓等,也有诸多对中国下一步对外开放有利的因素,主要包括全球贸易金融新格局的逐步形成、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加快实施、自贸区建设等等,这些新因素都是下一步中国对外开放深化的重要战略支点。从对外开放度指标上看,在这个阶段中,中国对外开放度由2009年44.15%下降至2015年的37.35%,外部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降低。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方程

      在上述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经典的引力模型,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市场规模、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要素禀赋水平五大因素对我国对外开放度的影响,构建如下计量检验方程:

      其中,Yit代表i省份在t年的开放度,ELit代表i省份在t年的经济发展水平,TLit代表i省份在t年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MSit代表i省份在t年的市场规模,MCit代表i省份在t年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REit代表i省份在t年的要素禀赋水平,εit是随机扰动项。β1、β2、β3、β4、β5是待估计参数。

 

(二)研究变量说明

      因变量的选择采用1978-2015年的对外开放度数据,自变量的选择如表1所示。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使用人均GDP指标表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使用每平方公里的公路里程做代理指标;市场规模使用人口密度指标表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使用政府财政支出与GDP的比例代替;要素禀赋水平重点考察人力资源水平在各省域之间的差异。



 

(三)数据来源

      本文所有关于1978-2015年的对外开放度、人均GDP、公路里程等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源汇编》、《中国统计年鉴》(1994-2015)、《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局网站等。个别缺失数据利用移动平均法补齐。上述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四、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一)总体估计

      首先采用stata12.0软件对1978-2015年的中国省域对外开放度及相关指标进行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为了确定使用哪一种回归更为理想,分别进行F检验、LM检验和豪斯曼检验。在混合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选取中,使用F检验,得到F统计量为232.59,P值为0.000,在1%显著水平下统计量显著,所以舍弃混合效应模型。在混合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取中,使用检验个体效应的LM检验,得到LM统计量为3105.17,P值为0.000,在1%显著水平下统计量显著,所以舍弃混合效应模型。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取中,使用豪斯曼检验,得到chi-sq统计量为35.53,P值为0.000,在1%显著水平下统计量显著,所以舍弃随机效应模型,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回归结果表明,1978-2015年期间,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要素禀赋水平五大因素均对对外开放度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其中,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为正,其余三个变量对对外开放度的影响为负。需要说明的是,表3揭示的仅是1978-2015年各因素对对外开放度的总体影响效果,对不同阶段下各种因素对对外开放度的动态影响尚需要进一步检验。

 

(二)分时期估计

      基于总体模型检验结论,以下分阶段对中国省域对外开放度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表4报告了不同阶段下对外开放度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

 

首先,从表4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在大多数阶段中对对外开放度有显著的正影响。其中,1978-1994年和2009-2015年期间,经济发展水平对对外开放度的影响最为显著,前一阶段说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影响在经济率先崛起的地区呈现出“循环累计效应”,即改革开放的战略机遇为这些率先发展的地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由于这些地区率先发展占据良好的经济基础又在下一阶段不断巩固改革开放中的优势地位。尽管在1995-2002年的从沿海到沿边扩大开放的战略格局中,原有率先开放区域的占位优势有所打破,但这种“循环累计效应”在后续阶段中也未显著衰减,甚至在2009-2015年期间原有的占位优势更趋增强。

      其次,交通基础设施对对外开放度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槛效应。从交通基础设施对对外开放度的分期影响来看,1978-1994年期间,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并未成为影响对外开放的显著因素,但1995-2002年期间,随着中国从沿海到沿边开放格局的进一步确立,交通基础设施的优劣程度成为各省域对外开放的重要因素,其与对外开放度的变化形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后,随着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不断完善,其对对外开放度的边际影响在递减,在2009-2015年甚至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交通设施与对外开放度的这种关系与众多研究对外开放度的文献计量结果多有不同,但计量结果得到的结论指向并非没有理论和现实条件的支撑。申亮、 董千里等(2015)学者的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使得贸易开放度、国际投资开放度分别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促进、阻碍作用表现出显著的“倒 U”型相关关系[18]。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由供给不足到供给相对完善,部分省域甚至出现相对过剩的状况,在这种情形下,交通设施的完善程度很难持续与对外开放度呈完美的正相关关系,交通设施的完善程度也很难持续对对外开放度产生持续的促进作用,因此,交通设施与对外开放度的这种关系完全符合我们对经济现实的一般观察。

      再次,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变量在不同时期对对外开放度的影响是个有趣的过程。总体来看,每逢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调整节点,政府的强力主导都是对外开放度显著提升的重要保障,具体表现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变量与对外开放度的变动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历程来看,对外开放初期的强力主导最终成就了市场的发展,对外开放度的显著提升最终与政府干预程度又呈负相关关系(见前表3)。由此也可以看出,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协作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因素,说明在重大开放战略实施初期,政府以其强大的主导力量保证了开放的持续进行,同时也为市场主体的培育提供给了必要的成长环境。而随着市场主体地位的逐步确立,政府对市场的角色由初始的干预市场逐步转变为让位于市场、尊重市场为主体的基础性作用,这也正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政府干预程度与对外开放度总体为负的主要成因。

      最后实证结果表明,以人口密度为代理指标的市场规模变量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中国承接加工贸易的主要依托力量,但随后这种影响逐步缩小,难以形成对对外开放进程的持续支撑。而与之相反,以人力资本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结构变量是贯穿中国对外开放历程的长期影响指标。随着对外开放阶段的不断深入,人力资本对对外开放的作用越来越凸显。

      从上述不同因素对对外开放度的动态影响分析过程,可以大体勾勒出1978-2015年中国省域对外开放度的发展轨迹与演进机理。总体来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度的变动过程既是政府强力推动向市场主导逐步转换的过程,同时也是人口红利逐步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影响相互交织,但市场内生力量的培育成为对外开放的最终落脚点。在这个过程中,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由于“循环累计效应”的存在,占位优势不断巩固,交通基础设施作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样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诱发对外开放水平的最终力量仍是市场本身。

 

(三)分地区估计

      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来看,在影响各地区对外开放度的五个因素中,与总体回归结果类似,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对对外开放度产生显著的正效应;交通基础设施和政府干预因素与对外开放度呈负相关关系;人口密度指标与对外开放度总体呈正相关关系。与总体回归结果不同的是,人力资本对对外开放度的影响在不同地区有显著差异,东部沿海地区人力资本因素表现较为显著的正相关,这主要是由于东部沿海的开放吸引了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入,进而形成了东部显著的开放聚集效应。相较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人口输出省市人力资本变量的表现完全相反。东、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度影响因素的总体回归结果可见表5。

 

对不同地区分时间阶段观察,从东部地区来看,在对外开放四个阶段中,1978-1994年是政府主导推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全国各省域经济基础普遍薄弱,交通设施尚不完善,政府主导、一定条件的人口密度和人力资本水平为东部沿海地区承接以加工贸易为主要形式的产业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形成了东部沿海率先一步开放、领先一步发展的战略格局。1995-2002年是从沿海开放到沿边开放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东部沿海开放进一步向本区域内的经济洼地扩展,叠加1997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外需不足,内需市场作用增强,造成本阶段开放度的变动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在这段时期,优越的交通基础设施开始成为影响开放度提升的重要因素;同时政府干预市场日趋为市场活力所替代,沿海地区基础设施条件日趋完备,这也为巩固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优势、形成开放集聚效应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在2003-2008年期间,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政府的大力推动再次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成因,也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活力迸发创造了新的机遇。进入2009-2015年新常态阶段以来,随着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加速,传统的加工贸易逐步向一般贸易转型,人力资本对开放的影响显著提升。上述结果具体见表6。



 

 

 

 中西部对外开放是东部沿海地区开放的进一步延伸。从实证结果来看,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度明显表现出受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影响的特征。以中部为例,如表7所示,在改革开放起步阶段,中部地区对外开放度的提升主要集中在经济基础较为优越的省域,这些地区凭借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在中部地区率先享受到东部沿海开放的辐射。但不可忽视的是,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强大的要素集聚效应,抢先一步发展的占位优势形成对中部地区优质人才要素的强大“虹吸”效应,因此在1978-1994年阶段,中部地区的开放度影响因素检验中,人力资本效应参数表现为负。1995-2002年是从沿海开放到沿边开放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优越的省域率先得到东部沿海的辐射,但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际市场需求下降的影响,交通基础设施对省域开放度的影响显著性并不高,即使经济基础条件较为优越的省域开放度也未得到显著提升,经济基础条件与开放度之间呈现负相关特征。2003年以后,中部地区的人力资本优势条件逐步凸显,经济基础条件和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对开放度的提升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相较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一个重大区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对西部对外开放的作用并不显著。从沿海到沿边,受制于较长的运输距离,西部地区并未由于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迅速得到东部沿海开放的辐射。与之相反,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基础条件、人口密度、政策强度和人力资本水平成为西部对外开放度提升的主导决定因素。与全国1978-2015年对外开放度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类似,西部地区的政府干预在改革开放战略调整的关键节点发挥了重大作用,人力资本指标与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度的关系与中部地区和全国总体形势也大体类似,具体结果见表8。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分时期和分地区的实证检验,可以揭示出影响中国省域对外开放演进轨迹的动力因素。

      首先,政府与市场力量的协同作用是引领中国对外开放不断走向深入的根本成因。在对外开放进程中,政府在对外开放关键时期尤其是涉及国家开放大局顶层设计领域作用不可或缺。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每一次涉及中国对外开放体制深刻调整的关键时期,政府都对省域开放度的表现有显著影响。与此同时,市场力量的崛起是在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诱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其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既表现出一定的引致性、派生性的特点,又具备一定的自发性、内生性特点。对外开放的发展演进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交汇,是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

      其次,交通基础设施对东、中、西部区域的开放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仅限于特定时期或者特定范围,超过一定的范围临界值,交通基础设施对开放的促进作用就会受到限制,甚至与开放度的影响呈负相关关系。

      再次,人口密度或劳动力要素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对外开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人口密度条件与其说代表着一个省域的市场规模,不如说其在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代表着丰富的劳动力条件。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加工贸易为代表的对外开放产业发展形态迫切寻求劳动力要素资源的基础支撑。在此背景下,通过吸引人口迁移,劳动力充沛、人口密度较高的东部地区获得了抢先一步的发展机会,但随着产业升级的推进,人口密度或劳动力要素对开放度的影响逐步被人力资本要素的作用所取代。

      最后,经济基础条件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影响由于容易受到国际形势的扰动而具有较高的不稳定性。从理论层面来看,经济基础条件优越的地方更有利于开放,但在实证检验中,这种效果要受到国际经济形势、地区发展战略、开放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分地区的检验结果来看,经济基础条件尽管在不同时期对开放度的影响显著表现持续性较弱,但由于经济基础条件的差异,对外开放先行地区获得了以开放促发展、以发展促开放的“循环累计效应”,这种“循环累计效应”的存在更进一步加剧了东中西部开放的区域不平衡性。

      上述实证结论对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体制的总体设计具有深刻的政策启示意义:

      第一,在全球贸易环境和对外开放体制面临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政府的顶层设计和主导推动作用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市场力量在推动对外开放中的主体地位。在新一轮对外开放大局中,中国要真正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要实现高水平的“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与市场主体的协同作用,才能将改革开放成果进一步引向深入。

      第二,要充分认识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下中国要素资源禀赋条件发生的深刻变化。无论从总体回归还是分时期、分地区回归的结果来看,人力资本要素都是经济“新常态”下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总体水平的显著要素。因此,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时期,如何将中国过去较为丰沛的劳动力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甚至人才资本优势应该成为下一阶段中国提升对外开放总体水平的重要着眼点。

      第三,交通基础设施是促进省域开放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作用虽然不可或缺,但不能过分强调。实证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只有在特定阶段或特定范围内才会对开放起正向的促进作用,在新时期真正对开放起决定促进作用的仍是以人力资源禀赋、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为主体的内生要素,过分强调其作用并不一定能在现实经济条件下取得良好的效果。

 

注:

① 系统下方括号内的值是标准差,***、**、*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下统计显著。F检验、LM检验和豪斯曼检验结果表明,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② 表4、表5、表6、表7、表8方程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系统下方括号内的值是标准差,***、**、*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下统计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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