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英,李广跃|超越冷和平:新世纪中美关系的现状与超越

超越冷和平:新世纪中美关系的现状与超越

范明英,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文明研究所所长

李广跃,华东理工大学博士生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5


摘要: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人类最为关注的现象之一。战争与和平不仅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两个部分,也是国际关系的两种常态。目前还存在着一种不稳定的中间状态:冷和平。当今世界正处于非常不稳定的冷和平状态。当今世界貌似有序,实则无序,和平日益趋冷。中美无论合作还是斗争,都将成为世界的主角,中美相处之道,应超越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思维,着力构建相互合作、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关键词:冷和平;中美关系;新型大国关系



21世纪,和平与发展依旧是国际发展的主流趋势,但不可否认,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两个部分,也是国际关系的两种常态。尽管我们大多数人一直追求和平,然而大多数人的追求总是被一个无情的事实所打断:绝对的和平并未出现,相对的和平亦总是短暂。战争一向为世人所不齿,但它却从未缺席过人类的政治生活。在大国关系决定着国际社会关系最终走向的今天,战争与和平两种客观状态之间,目前还存在着一种不稳定的中间状态:冷和平。就像战争分为热战冷战一样,和平同样存在着真和平冷和平(假和平)。而当今世界正处于这样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冷和平状态。

一、中美关系处于冷和平状态的国际背景

 亚里士多德认为,战争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和平。在国际关系史上,战争的时间甚至比和平时期要长。当前国际秩序正出现一种消极趋势,正在逐渐向无序状态长期演进,这并不利于21世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和平从来不是必然的,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秩序从未存在。基辛格认为,历史上主要存在着三种国际秩序,即亚洲的等级制秩序、伊斯兰非此即彼的宗教秩序、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均势秩序[1]。目前这三种国际秩序均受到严峻挑战,当今世界虽然处于一个崭新的世纪,却是一个失序的时代。

      中国的和平发展,得益于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双输,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是西方历史上大规模战争冲突的主要根源,但中国绝不想重复这一历史老路。中国无意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无意争夺霸权,无意武力扩张,如果美国理解这一点,将大大降低中美严重冲突的可能性。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目前两国战略互信处于历史低点,冷和平状态下的中美关系正面临着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考验。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应积极领会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深刻剖析阻碍和平发展的各种因素。

      首先,大国博弈暗流涌动,中小国家仗势乱为,国际安全局势潜藏着巨大的不稳定风险。世界大战实际上是大国之间的战争,以往的世界大战都是以世界主要大国分成不同的敌对的军事集团为前提爆发的。因此,大国关系仍是观察国际安全局势发展趋势的主要依据。在主要大国关系中,美欧日印间不太可能引发军事冲突或战争的重大矛盾,彼此之间关系较为稳定。需要保持警惕的是中美、俄美、中日关系,这几个力量中心存在着因某种突发事件而关系紧张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个别中小国家由于实力相对较弱,更倾向于通过多边外交途径将低端政治问题扩大化,引起更大国际影响,达到火中取栗的目的。大国之间矛盾虽然凸显,却有着更大的缓和与改善空间,遇到低端政治问题会自动启动高端政治问题来管控,危机反而能自我克制与包容,力避陷入热战。这种顾全大局虽然不会造成大规模的对抗和严重冲突,但也只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冷和平假象。

      其次,全球化进程加速进行,国际政治格局单极化与多极化复合发展。冷战结束后,世界市场的发展和信息革命的浪潮极大推动了全球化的形成,速度、广度和深度都史无前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已发生深刻变化。利用全面战争或军事手段追求政治目标代价太大,各国利益交织、互补双赢的竞争已不再是零和游戏,国家间更倾向于利用和平方式解决彼此矛盾和分歧。两极格局崩溃后,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美国成为世界单极权力中心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近年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在实践中屡遭挫折,各国国力都在不同程度的发展,表现出多极化的趋势。对此,邓小平洞悉时代特征,认为世界格局将出现多级趋势,而中国将成为重要一极。

      再次,西方价值观在国际文化环境中占主导地位,中国目前处于话语权增量时期。从历史到今天,世界上总是存在着多种文化或者文明,犹如百花齐放,多样性正是文化的最重要特征。汤因比把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分为21种,认为文明都有从生长到灭亡的过程。亨廷顿认为文明是一个人类最高的文化集团和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其中包括价值、规则、制度、习俗和思维模式,世界可划分为八大文明。季羡林将世界文化主要称为东方文化体系和西方文化体系,具体细分为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在当今世界,西方文化在价值和价值观念、行为规则或规范、语言文字、知识技术等方面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文化环境的核心内容就是处理同西方文化的关系,当然包括同其他非西方文化的关系,特别是与周边地区文化的关系,以便为自身和平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文化环境。

二、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冷和平现状的几个特征

首先,经济对称性保证了中美和平共处,但两国围绕重构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区域价值链体系各自发力。世界各国通常将维护本国和平安全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但在国际交往中保护和扩大本国的经济利益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也正是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讨论国家间利益协调与持久和平必须重视经济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中美建交之年,也是中国打开国门之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出口市场、外来投资和技术引进方面对美国多有借重,而美国发展对华经济关系主要着眼于中国未来经济的潜力,淡化了政治分歧,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意义并不突出,两国经贸关系呈现出很大的不对称性。经过近十多年来的发展,美国在经济上对中国的借重也大大上升。中国在帮助美国政府为其巨额财政赤字和收支平衡赤字筹措资金上发挥着关键作用,是美国巨额财政赤字的重大平衡者。中国持有大量美元资产使得美国得以维持较低的利率水平,从而为美国的经济复苏和增长做出了贡献。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经济依存,在结构上呈现出不断增强的对称性。  

      如今,中美经济深度依存,美国对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颇为忧虑。为了遏制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美国撇开WTO另起炉灶,力推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阻止亚洲形成统一的贸易集团,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重塑并主导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稀释中国的区域影响力。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政治经济地位在近年来有显著提升,但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至今,全球金融秩序依然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这样的秩序安排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的发展,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在全球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积极构建双边、多边、区域性的多层次合作,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提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建立互联互通蓝图,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以及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加速实现从参与者到主导者的角色转变,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区域合作的谈判以及规则的制定,表达中国诉求,影响全球经济治理,保持多边贸易体系的中心位置。

      其次,中美关系不断国际化,表面和平下美国始终对中国施行政治转基因战略。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不仅消弭了中美两国20多年的敌意,而且开启了中美苏大三角的国际战略格局。中美建交后两国开启全新的历史关系,这是两国长达200多年的交往中,中国第一次以完全独立平等的身份得到美国的战略需求与尊重。这一关系的改变,也预示着两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合作表象下掩盖着的未来较量。随着冷战结束和前苏联解体,美国成为持续近半个世纪冷战的最终胜利者。随后两国政治关系趋冷,双边互动态势只在有限的地区和层面上进行。21世纪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实力明显下降的美国强势维持霸权已力不从心,主导国际议题也不能随心所欲,全球化的发展产生的诸多跨国问题,必须仰仗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才能解决。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以及在处理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展现的负责任态度,使美国的决策者们希望在反恐、气候变化以及朝核、伊朗核、阿富汗、叙利亚问题等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都能得到中国的协调与合作。中美关系的外延正在向国际层面不断拓展和延伸,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2]

      中美关系的全球战略意义日益加深,但美国从来没有停止在政治领域对我国实施转基因战略,企图通过各种方式对我国的政治走向渐进施加影响。改革发展成就已充分证明社会主义中国比西方有更优越的发展优势,但围绕社会主义中国是否比西方有更优越的制度优势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美国等西方国家充分利用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企图通过把持经济话语权逐步向把握政治话语权拓展,以民主、自由、人权等作为旗号,通过渐进式影响我国社会转型来逐步诱导我国政治转型,特别是谋求间接影响左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和方向。在国际交流合作的大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各类非政府组织深入而广泛的活动,正在中国社会各方面,尤其是政治生活方面产生着官方政府无法发挥的作用和影响。美国原卡特中心中国农村选举项目负责人罗伯特·帕斯特曾坚定地认为:为推动中国的演变,不仅要谴责政府的停滞,而且应对它向自由化积极迈步给与鼓励。美国著名智库国际共和研究所明确提出:要与更多思想开放的中国官员建立联系,并将关注重点放在教育培训中国政府官员上。[3]非政府组织作为体现美国等西方国家意志的柔软触角,尤其值得我们警惕。

      21世纪,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超越武力侵略的代价,成为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在大国间军事作用有限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现代核战争无法严密保护本国不受报复的情况下,思想文化、互联网等手段成为美国政府穿越障碍,实现政治干涉和社会渗透的强大工具。美国把改变中国年轻一代的思想价值观与在中国社会底层植入西方信仰体系当成实现政治转基因战略的主攻方向。《华盛顿邮报》曾自我炫耀,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不是地里的农作物,也不是工厂里的产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流行文化产品,包括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美国一方面对中国高高筑起文化壁垒,另一方面,又以贸易自由为名千方百计打开和占领我国的文化市场,潜移默化地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对年轻一代为主的社会各阶层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此外,远有直接策划西藏武装叛乱和达赖外逃,近有对香港非法占中活动暗中支持,在我国的所有民族分裂势力背后都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子,在境内外所有民族分裂活动中都能听到美国的声音。面对美国对中国始终、一贯的,而且是公开、粗暴的政治干涉和社会渗透,我国历届领导人都有清醒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4]

      再次,中美军事关系趋向平等,但长期难以形成军事互信。中美关系在军事领域自二战以来从未处于平等地位,中美军事关系始终为美国的称霸战略服务。二战以后,美苏全球争霸,美国因中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而对中国一直采取军事遏制政策。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有所发展,但两国并没有签署军事互信协定,军事互访也十分有限。中美建交后,两国在军事领域开始交流与合作。但美国却在两军关系发展问题上时常变脸,中美军事关系始终处于破坏、修复、再破坏、再修复的不断循环过程。9·11事件后,出于全球反恐的战略需要,中美军事关系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随着中国国防军事实力的快速发展,美国宣布重返亚太,继续在与中国军事关系问题上制造麻烦。最近美国不再保持中立,强力介入南海争端,明里暗里鼓动甚至支持个别国家挑战中国领土主权,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迅速释出妥善处理分歧,管控危机的政治意愿。中美在亚太地区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应该保持经常性对话,开展更多合作,应对各种挑战,努力培育两国共同而非排他的朋友圈,宽广的太平洋不应该成为各国博弈的竞技场,而应该成为大家包容合作的大平台。[5]

      作为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中国与美国有责任采取建设性的合作态度,以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中美两国在两军高层交往、联合军事演习、双多边战略对话、海上军事安全磋商等方面逐渐成为平等的对话与沟通伙伴,共同致力于构建新型军事关系。但随着美国政权更替,中美关系总会出现反复,军事关系随之倒退或者中断。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并没有把中国真正放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地位来对待,美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始终将美国的国家利益至上。目前,影响中美军事关系向前发展有三大障碍:一是美国售台军事武器;二是美国频繁对华抵近军事侦察;三是美国为两军发展设置法律障碍。虽然中美两军在防止冲突及合作应对共同威胁的需求和潜力很大,但是任由美国随时找理由和借口侵害中国的重大核心利益和关切,两国军事互信就始终难以形成,新型军事关系也难以真正建立。最后,中美在外交战略上相互疑虑,但两国安全互动越来越机制化。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历届美国政府对中国长期实行战略遏制与围堵,防止中国的和平崛起损害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通过软实力加巧实力,蛊惑、怂恿与中国有领土争议国家频繁挑衅,制造钓鱼岛危机和南海争端;频繁借联合军演强化在亚太的军事存在;深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外交关系,扩展其亚太安全体系范围;通过外交访问离间与中国有传统友谊的国家关系。在中国看来,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调整的目的就是为遏制中国影响力和主导重塑东亚秩序。面对美国的战略围堵,中国通过推动亚太自贸区牵引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积极应对全球形势的深刻变化,稳定周边环境和地区形势,为深化改革开放创造新的机遇和空间。目前,一带一路建设正进入务实合作阶段。从陆路而言,主要是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上海合作组织实现对接,既让上合组织获得发展的新动力,又开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安全建设进程。从水路而言,作为连接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有望获得更多的具体实践。中国外交思维已从韬光养晦积极转变到有所作为。

      虽然中美两国面临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多,但许多全球性问题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广。中美越来越认识到采取理性的国际行为、维护相互交流的手段和框架的重要性,两国的交往更多地呈现出互动机制化,不仅有助于增进互信和相互理解,还能在一些棘手问题上取得突破,直接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此外,两国对话交流机制的数量大幅上升。这些对话和交流机制不仅包括对话、论坛和工作组会议等形式,而且涵盖政治、经贸、军事、诉法、科技、文教等诸多领域,涉及从航空到反恐、从食品安全到网络安全等广泛议题。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远远大于分歧和矛盾,双方应通过增信释疑、聚同化异,实现规避冲突、控制摩擦、减少误判的目的,推动形成良性互动格局,在推动亚太和平与繁荣的过程中促进各自的利益和发展。

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超越中美关系冷和平困境

思考中美关系的走向,首先必须要考虑未来的国际环境。真正的中美博弈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双向对弈,其背景和基础是复杂多变的大国关系和全球国际关系格局。即使在冷战时期典型的两极格局大背景下,仍然有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展了不结盟运动,走上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其次要判断中美力量的对比变化。目前一超多强的大国关系基本稳定,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既需要超级大国采取行动,也需要与某些大国联合采取行动。但是国际力量结构的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导致美国凭借实力优势推行单边主义的空间在不断缩小,国际和跨国问题增多,美国主导世界事务能力也在下降。从整体力量对比看,美国的综合国力仍将遥遥领先于中国。但在中国与其能够继续保持较快发展态势的情况下,两国的力量差距会不断缩小。在中美战略互不信任的新常态下,美国冷战思维作祟,仍然认为双方博弈的结果就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但正是中国在众多场合反复强调不搞对抗,呼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博弈才出现了双赢乃至于多赢的可能性。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破解历史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这一难题的唯一选择,也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在国际关系史上,今天的中美关系开始被赋予权力转变的特殊意义。中美战略基础也开始出现松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前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而如今,反恐合作已难以支撑中美关系大局。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张旗鼓推动亚太战略再平衡,给中国周边安全与睦邻外交带来新挑战。此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中国不是前苏联,无意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因此中美不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辙。二战后美国同欧洲、日本的关系也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建立在美国对欧、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军事同盟基础上。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须要有新思路,才能走出一条新道路。第一,中美要摈弃冷战思维,不走当年美苏争霸的老路。冷战思维下,制度见优劣,阵营分敌友,军力较高下,霸权主义的推行,军备竞赛的升级,导致一些地区的不稳定,成为未来战争的隐患,两大军事集团对峙,极大地阻碍了国际和平进程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美国目前的行为,就是在搞亚太版的新冷战格局,目的是把中国重新拖入对抗,打乱或延缓中国的崛起进程。但中美都已今非昔比,美国的国际战略在调整收缩,中国的国家实力亦非吴下阿蒙。中国已具备长远的大国崛起战略,决不会跟着美国随风起舞,习近平主席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6]中美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应该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不再陷入制度对抗的泥潭。

      第二,要摈弃因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就会导致战争的旧想法。小平同志当年提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要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7],不搞两强争霸,不搞制度对抗,不搞集团对抗。在西方民主国家看来,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而转型中的民主国家很有可能发生战争。如果非民主国家频繁发动战争,那么民主国家在继续维护世界民主和平的同时,将以战争的方式帮助那些非民主国家重建民主,通过民主的建立,在非民主国家实现和平。但从现实中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等国的近况来看,美国在各地强行推销美国式的民主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和平,反而成为引发其国内动乱的诱因,遥遥无期的和平使当地的民主进程停滞、中断,甚至出现了倒退。美国某些政客,总戴着有色眼镜,总怀着冷战思维,认为中国模式不符合美国利益,应当不遗余力地抓住一切机会对中国的政治民主进程施加影响。因此,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必须放弃新干涉主义政策的企图,除了要考虑民主与和平的关联,还应考虑到经济贸易、地缘政治、权力状态、共同利益、结盟情况、军事化等诸多变量。

      第三,妥善管控分歧,打消通过军事实力的消长而决定国际关系走向的思想。当前,南海问题升温,亚太局势紧张,美国一方面带头在南海借口航行自由计划,公然炫耀武力,一方面拉帮结派,支持其盟国对抗中国,压中方接受并执行终裁结果。[8]中国一方面严正表达立场,不会允许自己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受到侵犯,不会坐视少数国家将南海搞乱。一方面继续释放善意,表达诚意,提倡用智慧和耐心和平协商解决争端,毕竟握手比握拳好,掏心比掏枪好。当前亚太国家最关心的是保持经济繁荣、维护经济增长和区域合作势头。在人心思安定、人心思发展之际,人为地突出军事安全议程,刻意加强军事部署、强化军事同盟,恐怕并不是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希望看到的。[9]中美有分歧很正常,也并不可怕,关键是不要把分歧当成采取对抗态度的理由。有些分歧可能一时解决不了,双方应该多从对方的具体处境着想,以务实和建设性的态度加以管控。只要双方遵循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则,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就没有过不去的坎,中美两国关系就能避免受到大的干扰。[5]

      第四,重新审视文明的差异性以及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的理论。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冲击很大,西方世界心态难以平衡。1500年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占据世界统治地位的国家一直是西方国家,是欧洲文明或者是基督教文明的统治。而方块字的东方国家重新占据国际舞台的主要支点并影响国际秩序走向,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为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世界,都有一个不断适应国际格局和秩序变化的过程。中国在文化软实力的能力创新方面,与硬实力相比还是不平衡的。历史上看,中华民族是有创新能力的民族,历史上多次面临中外冲突,但是每次虽然是过程艰辛甚至屈辱,但结果是文化发展的创新和涅槃。

      中国是东方文明的发源地,美国是西方文明的聚集地。亨廷顿认为:今后国际间的冲突将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间展开,这种异质文明的集团之间的社会暴力冲突不但持久而且难以调和。[10]虽然这种理论是想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危险性的警惕,进而促进文明之间的对话,但它只看到了竞争冲突,忽视了交流共融。中美战略互疑的背后,确实存在东方儒家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正面交锋,但人类文明是多样化与平等的,一种文明不应排斥另一种文明或凌驾于其上。西方文明的平等性、包容性、多元性值得尊重和借鉴,而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源远流长,是没有断流的文化[11],崇尚和为贵、和而不同,自有独特魅力。最主要是因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现今社会的乐观前景。

      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国家关系错综复杂。中美关系作为大国关系的核心,其博弈合作,未来走向备受世界关注。长远来看,一超多强的国际大环境基本稳定,中美之间合作与竞争将长期并存,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两国战略互疑成为中美博弈的新常态,关系负面互动概率增加。形形色色的全球非安全传统问题需要中美两国政府必须加强跨国合作,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和管控机制。这有利于进一步稳定大国格局,降低爆发严重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和大国竞争的烈度。中美关系要继续朝良性发展,需要两国领导展现出足够的智慧、意志和决心。习近平主席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设想是对上述挑战最积极、最有建设性的回应,并得到美方的积极回应。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创新性的战略思路,理论和实践并没有同步充实起来,因此美方在态度上仍显犹豫。未来两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通过在具体问题上的成功合作将新型大国关系由理念转变为现实。两国双边关系进一步转型,重新制定游戏规则,中国在双边互动中将会采取更多主动,所处地位越来越有利,中美关系的发展将会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1] (美)亨利·基辛格.美国.世界秩序[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8.

[2] 习近平.习近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时的讲话[EB/OL].新华网,20130413.

[3] 国防大学信息管理中心制作.较量无声[EB/OL].20136.

[4] 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EB/OL].新华网,20130120.

[5] 习近平.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不懈努力[EB/OL].新华网,20160606.

[6] 习近平.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EB/OL].新华网,20130323.

[7] 邓小平文选:第3[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

[8] 孙建国.在第十五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大会演讲[EB/OL]. 国防部网,20160605.

[9] 习近平.习近平副主席访美前夕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的讲话[EB/OL].新华网,20120212.

[10] (美)塞缪尔·亨廷顿.美国.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12.

[11] 习近平.习近平在澳门大学座谈授课时的讲话[EB/OL].人民网,20141220.

Bookmark the permalink.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