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岳兵|船山史论与近代日本知识建构

船山史论与近代日本知识建构

刘岳兵,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1期

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部分学者组织“兴亡史论刊行会”,选译世界各国有关历史兴亡盛衰的“千古不磨的名著”,以鼓舞国民“兴国之意气”,促使国民自觉“盛衰之理”。该丛书中收录了王船山的《宋论》(译为《宋朝史论》)。分析《宋朝史论》的翻译出版背景、文本差异,不仅可以启发我们思考日译汉籍文本形式的普及性、内容的多义性、取舍的选择性在近代日本知识建构中的意义,也为我们探讨中日近代文化交涉史,特别是近代日本思想文化中的“中国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视角。

关键词:王船山;《宋论》(《宋朝史论》);船山史论;近代日本;中国因素

 

一、问题的提起

近代日本思想文化史中的西洋因素与中国因素,不能简单地用“西洋=近代=先进=新”与“中国=传统=保守=旧”这样的价值判断模式来理解。对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具体分析,揭示其在近代日本知识建构中的角色意义,可能会改变我们对近代日本思想文化的基本认识。中日关系,不仅是近代中国和日本两国对外关系的重要一极,也与两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形成密不可分。关于日本近代思想文化中的中国因素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很多成果,但对其细部的探索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

      对船山学的研究,无论是中外学者,其视野与问题意识几乎都局限于阐发王船山本人的思想及其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影响上。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船山学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其旨亦在阐发船山学所具有的近代启蒙性质[1]。但是船山学在海外的影响如何,是否参与到相关国家地区思想文化的核心领域而成为该区域知识建构的重要因素?从东亚文化交涉学的视角来看,作为一个日本思想史研究者,拓宽研究的时空视野,探讨船山学与近代日本的关系,其意义大而言之,不仅在于可以为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提供一个鲜活的实例,而且对于了解近代日本是如何吸收和接受中国文化,如何将中国因素“活用”到其自身的知识建构中去,可以提供一个意味深长且仍未褪色的标本。

      明治时代及以前的王船山的著作在日本的流布情况尚待考证。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在大正时期,也开始有“为中国政治”出谋划策者将明末清初顾、黄、王相提并论。如内藤湖南在1916年2月底3月初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载《中国将来之统治》一文,其中提到中国今日之状况与明末无异,强调“为了中国的政治,无论如何要归结到中央的组织以小政治为宜这一点上。我所说的和古人所说的都是这样的,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2]此“小政治”何谓?其结论就是要“中国人将政治上的机关委托给外国人”,目的在于建议中国输入地理上接近的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在政治上的强大能力,来“作为中国的巡警、看守”。内藤湖南从“日本的安全”出发,在这里借助于中国古人的经世之论,为中国的安全和世界的文明开出了自以为是“行最高尚天职”的“得意良方”。

      与上述极端的政治论、时势论相对应,也有偏重于关注其学术思想、政治经济思想的研究。1918年,京都大学的小岛祐马开始发表研究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的政治经济思想的相关论文,明确指出:“作为清一代学问上、思想上的代表、对后世有伟大的影响的学者有三位,就是《日知录》作者顾炎武,《黄书》、《噩梦》的作者王夫之,还有一位即这里要介绍其思想的黄宗羲。”[3](P197)同年9月又刊出了《王夫之的经济思想》一文[4]。后摘录该文的主要观点,以《关于王船山的经济说》为题于1922年12月公开发表。小岛祐马研究趣向在他的《黄宗羲的政治经济思想》一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该文的结语部分,他说:“概观上述宗羲的意见,尽管看起来包含了许多诡激思想,但在中国这种思想并不稀奇。古来支配中国思想界的儒教教义本身,原本就具有民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性质。”[3](P216)这种研究趣向,当然与小岛祐马本人的思想,特别是他当时与河上肇的交往有关。对王夫之的理解自然也受到这种趣向的影响。他说,《船山遗书》中足以体现其政治经济思想的为《读通鉴论》、《宋论》、《噩梦》、《黄书》等。接着指出:“特别是《噩梦》《黄书》被认为是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不相上下(《复堂日记》二)。但如因此而速断其与《明夷待访录》一样为高唱民本主义者就错了。其所言,与其说是政治上的根本论,不如说更多的是陈述对各种设施与组织的意见,许多地方如果不知道制度或历史的话就难以了解。”[3](P221)民族主义或高调的民本主义显然都不是小岛所关心的,他更加关注的是王船山将民生这一国家之大本如何在具体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层面上安置的。他认为“均分政策”是王船山经济思想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介绍了王船山的“度民以收租,而不度其田”、尊农抑商、物价调节等均分政策,强调其主张经济上的平等主义。所谓经济上的平等主义,实际上是小岛在面对当时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状况对船山思想的解读和引申。

      在解读船山关于王者与土地的关系的论述(《读通鉴论》卷十四及《噩梦》)时,他这样解释说:“由船山所言可见,土地乃天之所与,应为万人平等利用。虽为王者,亦不许违反此天则而独占土地。而此土地,在此前的经济状态下几乎可谓唯一的生产手段。因此,其所言进而从另一面可以看到有万人在经济上均为平等的立场。然而自由竞争的结果使得豪商大贾拥有巨富,而使贫弱之民受苦,这就极大地违反该原则,因此我认为王船山主张为政者必须实行干涉政策以救此缺陷。”[3](P235)在王船山诞辰300周年之际,小岛祐马通过阅读船山的相关论述,甚至感叹“被称为任凭自由竞争的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现代社会的缺陷好像在二百几十年前就已经遭到了痛击。”[3](P227)小岛还引用王船山《读通鉴论》卷三中的一个讽喻,即“举富人子而官之,以谓其家足而可无贪,畏刑罚而自保,然则畏人之酗饮,而延醉者以当筵乎?”以此来批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指出:“以财产的多寡来作为给予参政权的标准这样的制度,也难免同样的嘲笑。”[3](P228)从当时小岛祐马的思想倾向来看,他所批评的王船山“穷理不彻底”主要是指其没有将平等主义贯彻到底。从这种意义上说,王船山的“民族论”、“华夷论”这些“政治上的根本论”在小岛祐马看来并不是王船山思想的特色所在,船山思想的特色存在于其针对具体制度、政策的史论中。小岛祐马的黄宗羲、王船山论,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儒家传统中的民本主义、均分平等思想在日本大正民主主义思潮中泛起的一丝涟漪。

      以大正民主主义及其相关思想为代表的“大正文化”,被作为近代日本“相对稳定时期灿烂开放的‘一枝美丽的花朵’”,但不过是“一朵美丽的谎花”[5]。小岛祐马的船山论,虽然其释放的正能量也为这枝美丽的花朵所掩映,但在日本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也注定结不了果实。相反,如内藤湖南等借中国历史上“前代学者的议论”为日本帝国兴亡服务的思路却一时占据了主流地位,王船山的史论著作的日译本也应运而生。

 

二、《宋朝史论》翻译出版的背景

几乎在小岛祐马发表黄宗羲、王夫之论的同时,“兴亡史论刊行会”策划的“世界兴亡史论”丛书出版,王夫之的《宋论》被译为《宋朝史论》(译者松井等、前川三郎)收入该丛书第一辑,于1918年8月出版。一年之后,即1919年12月,该丛书第二辑又出版了松井等翻译的《中国近世政治思潮》,其内容包括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黄书》和节译顾炎武的《日知录》。该书凡例第一条即说明:此三书“为中国近世政治论之白眉,故合为一编名为《中国近世政治思潮》”。王船山的《宋论》与《黄书》的日文翻译,据译者凡例介绍,都得到市村瓒次郎的关心指导,后者还得到过内藤湖南的“恳切的忠告”及“畏友稻叶君山的有益的助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已经成为帝国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一员,而且力图充当侵略中国的排头兵,1915年1月18日提出“对华二十一条”,企图将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许多知识分子为此或出谋划策,或附和造势。后来,一些“有志之士”组织“兴亡史论刊行会”,选译出版世界各国有关历史兴亡盛衰的“千古不磨的名著”,以鼓舞国民“兴国之意气”,促使国民自觉“盛衰之理”。船山史论中的民本思想与平等均分观念,如上所述虽然作为“中国元素”也参与到了大正民主主义思潮的酿成过程中,但同时,其著作作为“兴亡史论”的世界名著被卷入到了更加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浪潮,成为了促使日本所谓“国民自觉和警醒”的精神食粮和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其称霸东亚的所谓“最高尚天职”的“他山之石”。船山史论中属于中国思想语境中的“兴废继绝”的微言大义如何为近代日本所用,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不断膨胀而欲灭亡中国的隐秘逻辑,这无疑是探讨中日两国民族主义思想资源相关关系的重要素材。

      关于“兴亡史论刊行会”的情况,我们可以从该刊行会刊行书目第一卷《世界史进讲录 附录近世列强史论·政治学说史论》书后所附材料——《兴亡史论刊行之旨趣》、《刊行书目》、《编辑顾问及翻译者》中了解相关情况。1917年9月所拟“旨趣”中提到:“在此我们新设‘兴亡史论刊行会’,广搜古今东西论述国家民族兴亡的世界名著,加以选译编纂成十二卷的一套丛书,以提供给社会各界。虽觉自不量力,所幸得到学界大家的热诚指导与援助,才逐渐选定书目。皆为千古不灭之大著,在给予绝大的国民自觉与无限的国家教训方面,确乎兴国史丛之权威。加上翻译也是斯学之巨腕,以期将原著的面貌鲜活地呈现出来。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艺美术、哲学宗教,彼此纵横交错。且相互关联、相互照应,作为国民知识之宝库,蔚然成为我文坛之奇观。”其《刊行书目》所列十二卷著作,除了王船山的《宋朝史论》(即《宋论》的日译本)之外,主要还有兰克的《世界史论进讲录》、拿破仑三世的《凯撒时代罗马史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经国策》、白芝霍特的《英国宪政论》、文德尔班的《欧洲思想史》等。

      将王船山的《宋论》与马基雅维利、兰克等世界著名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放在同一个系列中,无疑对于日本知识界了解中国的史论著作具有很大的推介意义。这里不可能逐一分析入选的前十卷著作每一卷作品及其作者各自的思想特点与倾向,但是在选编之际,如上述“旨趣”中所言“作为优者而兴起,否则只能作为劣者而灭亡”的“优胜劣败”论,无疑是作为“绝大的国民自觉与无限的国家教训”的重要指针的。如编辑顾问中的东京帝国文科大学教授建部遁吾就主张社会有机体论与社会进化论,而第八卷的作者白芝霍特也是英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人物。

      当时日本思想界的状况,从李大钊在1919年2月1日出版的《国民》杂志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可见一斑。此文开宗明义:“日本近来有一班人,倡大亚细亚主义。我们亚细亚人听见这个名辞,却很担心。倡这个主义的人,有建部遁吾、大谷光瑞、德富苏峰、小寺谦吉等。”强调两点:“第一,须知‘大亚细亚主义’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第二,须知‘大亚细亚主义’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总之,“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和平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6]而取代满清成为统治中国的后继者,也是日本近百年来一些所谓“兴亚的大先觉者”梦寐以求的心愿。当时日本正欲以优胜劣败的原理为侵略中国正名,而王船山论宋朝之亡,恰好影射了他们对民国时期中国身处重患且已积重难返的诊断[7](P165-166)。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宋论》入选了该丛书。

      入选该丛书中的中国史论著作虽然只有如上《宋朝史论》和《中国近世政治思潮》两册,却有两位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作为该丛书的顾问,即北方民族及西域史研究开拓者白鸟库吉和东洋史学开拓者市村瓒次郎。如前所述,市村瓒次郎与这两本书的推选有关,特别是《宋朝史论》,他说:“‘兴亡史论刊行会’曾想收录一部中国的史论,委托我来选择,我指定王船山的《宋论》,且推荐松井、前川两人作为翻译者。因为松井氏长期研究东洋的史学,尤其对宋史造诣不浅;而前川氏汉文素养深厚。今此翻译已成,特草一篇《中国历代史观》以代序文。”[8](P21-22)该序文曰:“在这片国土上,最近的当务之急难道不是与文化上最类似的武强的民族相互依赖相互扶助对抗欧美诸民族,以图保护其民族保持其文化吗?若不然,而徒学远交近攻之旧策,如果真重蹈宋朝与蒙古联盟的覆辙,他日不仅危及汉民族国家的独立,汉文化的存续也甚至值得怀疑了。由此可见,中日提携亲善,不单是为了日本,也是为了汉民族、汉文化。”[8](P20-21)其基本思想也与内藤湖南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中国要保持国家独立,必须与文化上类似、军事上强大的日本“相互依赖相互扶助”。虽说是“相互”,而实际上他诊断由于中国“陷于重患”,“前途堪忧”,“如果汉民族能够自觉,或许能够发挥出一大势力来,若不然,中华民国的前途不容乐观。那么日本国民至少要激励汉民族,必须要暂且使其国家得以维持。”[7](P188)他认为日本应该有更加远大的理想和目标:“既然已经与列强为伍,就应该进而成为列强的霸者。”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列强对峙的时代,其优胜劣败的战争不可避免,“以和平为手段而废止列强的战争,完全是空论;必须要有以战争为手段达到和平的目的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觉悟。”[7](P316-317)以战争为手段而获得的和平,能否在世界实现孔子所谓的“仁”的理想?一个世纪过去了,至少市村的以战争为手段的“觉悟”在现在来看也不过落入了另一种“空论”。1917年2月28日,法国公使代表日、英、俄等协约国七国照会中国外交部,答应中国与德国绝交加入协约国之后,将以善意对待中国所提出的条件。对此事,市村瓒次郎以“中国引入问题”为标题,有两句非常犀利的评价,曰:“可得而亲则可得而疎,可得而利则可得而害。”[9]只要列强争霸、优胜劣败的形势在,亲疏、利害都随时可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以这种争霸之心来理解宋代兴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解释呢?市村瓒次郎在序文中有一段关于宋代的论述,把宋亡的教训归结为尚文、文弱,认为由于文化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学派,成为政治斗争(“党争”)的远因,最终损害了民族的统一、动摇了国家的基础。尚文、文弱、党争、猜忌心,这些解释,是否会影响到对《宋论》的日文翻译?日译本的《宋朝史论》与原著在文本上有哪些差异呢?

 

三、《宋朝史论》与《宋论》的文本差异及其意义

日译本《宋朝史论》由市村瓒次郎的《序》、译者的《序说并原著者王船山小传》、《凡例》及《目次》、正文组成,扉页有王船山的肖像。

      日译本的文本特色及其与原著在文本上的差异,我们可以首先从译者的《凡例》中得到一个基本的认识。

      首先,书名由《宋论》改为《宋朝史论》,凡例一所言“序说所记”,即序说开篇的说明:“《宋朝史论》是假王船山所著《宋论》而起的书名。《宋论》由十五卷组成,评论北宋南宋三百二十年间的史迹,非首尾一贯的长篇,而是以一百一十三项事迹为题目的一百一十三篇评论组合而成。”[10](P1)译者认为原著的内容为对宋朝“史迹”的“评论”,故更名为《宋朝史论》。其次,为方便读者,译者在正文必要处夹有小注、每篇(节)不仅列有标题,而且篇首皆有小序说明该篇大意,这与中文刊行本多有不同。每篇有标题的,据杨坚《宋论编校后记》,有民国三年(1914年)上海会文堂书局《标目读通鉴论附宋论》本,对照各种版本,指出“惟会文堂本于全书一百一十五论皆着标题,有别于他本,遂亦据以录入本版,以便读者。”[11](P348)201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收录刘韶军译注的《宋论》,删去了每篇的标题,在每卷(章)卷首附有“题解”,没有概括每篇大意的小序。

      最重要的是凡例七:“本书尽量选取原书中与国家兴亡相关的部分,有些不相关的就省去了。因此整体篇数本书与原著未必一致。亦请读者谅恕。”所谓省去与国家兴亡不相关的部分,其相关不相关的标准是什么?值得探讨。其序说中也提到:“其中有直接关系国家兴亡的,也有与此无关的,但是在王船山看来无不与国家兴亡有关。”[10](P1)《宋朝史论》一共省去31篇,约占总篇数115篇的27%。对这些被译者删去的所谓与国家兴亡“不相关”的内容进行分析整理,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第一,礼法、政治制度论。如卷一的第十、十三、十四篇,卷四第五篇、卷五第二篇、卷十第九、十六篇、卷十一第二篇、卷十二第一篇、卷十三第三篇,第十四卷第六篇,占所删除内容的近三分之一强。第二,经济政策论。如卷十第六篇、第十二卷第二篇。第三,德行、道义、人才、学问及社会关系论等。作为儒家知识分子,这一类论述与政治、经济方面的论述紧密相关,既具有独立意义,也可以说是前面两类论述的基础。这类论述在对于持道德史观的儒家知识分子而言,是理所当然的,未删去的部分中也还有大量类似的论述存在,故对此存而不论。

      经济政策论虽然也是《宋论》中非常精彩的部分,限于篇幅,这里只是简要地介绍第一点的相关情况。礼法、政治制度论所占的篇幅最多,大部分与皇室相关。如卷一所删去的三篇全部是礼制方面的内容。传统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礼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如元代学者陈澔所言:“前圣继天立极之道,莫大于礼;后圣垂世立教之书,亦莫先于礼。”(《礼记集说》序)《宋论》中直接论述礼制的篇目都被删去,而以卷一最为典型。从卷一中删除的三篇来看,《宋论》中关于礼制的论述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具体礼制事项的评价。如对宋太祖欲撤礼器而用常膳之事,一方面批评其“卒然而撤之,卒然而复之,义不精而典礼不定,过矣。”强调祭祀典礼之事“非可以意之偶发而废兴之”。尽管“其易之之情、复之之心,则固诚有于中憬然而不容抑者存也。”又如对尹拙等提出的“妇服舅姑斩衰三年”,批评其有“渎典礼”,是“变而失其正也”;而认为李昉提出的“后父母亡,得封本生父母”这种对古制的改变,是“变之正也”。再如在传位问题上,评价宋太祖说:“以己期人,虽公而私;观之不达,虽智而愚;乃以不保其子弟,不亦悲乎!”当然,像卷五的“濮王典礼之议”,更是关系到宋代宗法观念与传承制度的一次大讨论(“濮议之争”)[12]。

      二是对礼法制度及其变化发展的原则性与时代性的论述。如王夫之解释“礼从其朔”时,强调“朔者,事之始也;从之者,不敢以后起之嗜欲狎鬼神也。”同时在解释“礼,时为大”时,又强调“时者,情之顺也;大之者,不忍于嗜欲之已开,而为鬼神禁之也。”[11](P36-37)无论什么观念或制度,王船山都强调“古今相酌,而古不废今”,既反对“舍今以从古”,也反对“执古以律今”。对礼之可变与不可变、革与因的关系,他强调“大伦之正”是不可变的,而在具体细节上,只要情理相协,就要与时俱进。谭献为《宋论》的思想特征总结了两句话:“曰仁心为质,曰设身处地”[13],可以说是深中肯綮。

      王船山有“陋宋”之说,宋之所以“陋”、之所以“耻”,进而之所以亡,就是因为统治者“惟己之意欲”而动,“惟己之意欲”就是“私”,没有掌握好政治制度的原则性与时代性之间的平衡。所以王船山在《黄书》中说:“圣人坚揽定趾以救天地之祸,非大反孤秦、陋宋之为不得延,固以天下为神器,毋凝滞而尽私之。”[14](P508)就是要在“私”字上开刀,“革陋宋鬻贩之私,则大公行矣。”[14](P522)强调“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厉精,土佻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带、仁育、义植之士甿,足以固其族而无忧矣。”[14](P519)《礼记·礼运》中说:“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对此,王船山解释说:“人情者,非一人之思所能皆虑,非古人之可刻画今人而使不出于其域者也。乃极其所思,守其所学,以为天下之不越乎此,求其推行而准焉,不亦难乎!”[11](P276)对真理的追求,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好的政策,不是千古不变的教条,只有不断地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实事求是,这块“人情之田”才能春华秋实,硕果累累。这些国家治理的根本理念怎么会与“国家兴亡”无关呢?

      《宋朝史论》中,除了整篇删去之外,也有删去某些篇目中几句或整段的情况,不在此一一列举了。

      在文本上与原著的差异,除了删除的部分之外,每篇前面增加的“小序”也值得注意。一方面如译者所言是“出自方便读者之微意”,通过这些“小序”可以看到译者的态度。纵观各篇“小序”,其写法特点可以归为以下几类:第一,以“本论”概括大意,不出现原著者王船山的名字;第二,直言王船山对相关问题是如何论述的;第三、虽然不一定出现原著者王船山的名字,但是以“骂”(如卷四~八,“科举之诗赋优于其策问”。“厌恶成为宋朝大弊的言论纠纷之余,以至于骂到科举的策问”)[10](P219)、“痛骂”(卷三~六,“宋初之宽政”。“痛骂极端的勤俭精励主义”)[10](P145)、“痛论”(卷四~七,“宋对西夏的失策”。“痛论当时宋朝的弱势”)[10](P212)、“颂扬”(卷六~八,“章惇的功劳”。“章惇虽为奸人无疑,但就其征讨湖北的蛮夷传播中国的文化一事而言,解释完全应该作为其功劳加以颂扬的缘由”)[10](P293-294)、“惋惜”(卷七~二,“元祐诸公不通理财”)[10](P305-306)、“论破”(卷八~三,“宋对于童贯及辽金的态度”、“虽谓靖康之祸本于童贯之愚策,而宋之弱势非自徽宗朝始,而由来于宋初以来之积弊,揭穿了当然招致败亡之不幸、亡国之祸不可免的秘密。”)[10](P336)、“喝破”(卷二~七,“九世同居非美事”、“喝破其伪善”)[10](P85)等表现强烈情感色彩的词汇来转述王船山的态度。

      如此增删,其意义何在呢?这与译者松井等对王船山史论的评价是紧密相关的。简而言之,《宋朝史论》的译者在文本上的增删,就是为了突显王船山的道德史观、慷慨之气和“奇警且着实的论法论旨”。从内容上看,市村瓒次郎与内藤湖南所强调的文弱与内耗这些导致宋亡的原因,在《宋朝史论》中得到进一步加强。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译者强调船山史论中的情绪化因素,并同情地理解为是时势与个人生命体验所然。但是对王船山“身处战乱漩涡”经过“生死挣扎”而得出的许多闪耀理性光辉和饱含人性智慧的宝贵思想,以无关国家兴亡为理由而舍弃了。正如译者所言,这些删去的部分“在王船山看来无不与国家兴亡有关”,因此,译者所谓的“不相关”,其实不过是与日本的兴亡不相关而已。上述删去的有关礼制特别是皇室的典礼和具体礼法制度,与日本的情况大不相同,而且经济政策也与日本社会大相径庭。《宋朝史论》作为“兴亡史论”丛书中的一种,其目的如前所述,自然是为了鼓舞日本国民“兴国之意气”,使日本在优胜劣汰的盛衰之理中占据不败地位。因此对于有违于此的思想必然是避之犹恐不及、删之犹恐不快的。如王船山对那些“恻隐之心亡,而羞恶之心亦绝”的“不仁者”,批评其“立身扬名、移孝作忠之说,皆唯其口给以与人相啮蹄,复何所忌,而尚可与之正言乎?”[11](P320)这些论述当然在删除之列。在近代日本国民道德体系和“万世一系”的“皇国”史观中,忠孝关系正与王船山所批评的“移孝作忠”若合符节[15]。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向“成为列强的霸者”迈进中的近代日本,不等到自我膨胀的梦想破裂,是很难有如船山批评的“陷于禽兽之阱”的自我觉悟的。

 

四、简短的结语

《宋朝史论》只不过是近代日本庞大的“和译汉文”工程的一个缩影。近代以来日本翻译中国古籍的规模之大、持续的力量之强劲、时间之长久,无论是观其大概还是仔细思量,对中国的日本研究者或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者而言,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值得研究的课题。以《宋朝史论》为例,思考“和译汉文”对近代日本知识建构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文本形式的普及性。在近代日本学者(汉学家、中国研究者)、书商来中国寻访、探求、索购古籍文献的同时,用现代日语翻译汉籍使之在知识界和社会民众中普及,也蔚然成风。着力于汉籍文献的搜集,是近代日本中国研究学术水准的基本保证,至少在基础文献的使用上,近代日本学者可以达到与中国学者几乎同样、有些方面甚至更高的水平。而汉籍的大量翻译,使得小众化的、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具有了能够向社会普及的大众化的接受基础。

      第二,文本内容的多义性。对于王夫之的著作,近代日本学者有侧重于其政治论的,也有侧重于其学术性的;有侧重介绍其史论的,也有最终重视其哲学上的贡献的。正是因为其人物与著作的多义性,使得其思想因素可以渗透到近代日本不同的思想领域,或者为大正民主主义思潮激起涟漪,或者为颇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兴亡史论”的精神资源,在建构近代日本知识体系时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第三,文本取舍的选择性。王船山及其著作在近代日本知识建构中的影响有两个方面,有对于一个具体文本内容上的取舍,也有对这个人物思想的不同方面的取舍,而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上面对日译本《宋朝史论》与其原著《宋论》在文本上的差异已经做了详细的说明。之所以删去那些内容,虽说直接原因是译者认为这些内容与“国家兴亡”不相关,但是译者当时对王船山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也是日本知识界的一般理解的反映。舍弃的主要内容之一的礼法、政治制度论及其中所包含的辩证思想,和经济政策论及由此所延伸出来的“极深研几”的哲理,这些与直接关系到兴亡的宋代朝廷对外关系、君臣之间的猜疑、官僚文人的空谈、党争、武备废弛等相比,当然是次要的。而当时日本知识界关心的,也是受到中国晚清社会思潮的影响,如桑原隲藏强调王夫之的著作“广泛为处于清朝末路之际的读书人喜爱,成为种族革命的原动力。”[16]王船山的《黄书》及其“排外保种思想”成为他关注的焦点[17]。

      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在昭和前期的日本学界一直没有得到重视。1924年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了渡边秀方的《中国哲学史概论》,提到王船山时也只是就其史学方面一笔带过,而且还是在论述黄宗羲时,说到“其史学造诣之深,与王船山相伯仲。”[18](P654)将王船山列为“硕学大儒”,也是突出其史学上的贡献,将其《读通鉴论》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万斯同的《明史稿》、全祖望的《宋元学案》相提并论[18](P653)。而在中国哲学史著作将王船山单列一目的,寡闻所及,或首推宇野哲人的《中国哲学史——近世儒学》。该书作为其《儒学史上卷》的续篇,经历30年才出版,是知己朋友祝贺作者80寿辰的纪念活动之一,由作者“整理旧稿,补缀缺漏而成此书。”王船山的部分是旧稿既有还是补缀而成,不得而知。作为哲学家的王船山在日本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终于找到了一席之地。宇野哲人特别突显王船山思想中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在仅仅一页的篇幅中,他详细引用其《思问录·内篇》中的“有公理,无公欲”一节,认为此语“彻底戳穿了功利主义者的弱点”[19](P354)。将这段引文中对公理、对天下百姓的重视,和他后面特意强调《读通鉴论》和《宋论》中“常常有论国民的自由平等,抑制君主的专制”的主张联系起来,就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小岛祐马的船山论,并看到其中的某种精神上的关联。如果再联系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社会状况,大概也可以说是寄托了在经历了中日关系史上最为惨烈的战争之后这位中国学研究宿耆的深意的。“苟有经世之志的有为之士,读此书而能察学术思想如何改变世态人情之所以,将与其经纶而不无少补云尔。”[19](P1-2)由此,我们稍稍拉长历史的时段,便还可以从文本取舍的选择性中看到文本活用的时代性和文本再生的持续性在知识建构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许苏民.从雷蒙·道森论“儒家的教导在现代的敌人”谈起——论王夫子与中国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J].船山学刊,2014,(4).

[2] (日)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4卷)[M].東京:筑摩書房,1971.539.

[3] (日)小島祐馬.中国の社会思想[M].東京:筑摩書房,1967.

[4] (日)小島祐馬.王夫之の経済思想[J].経済論叢,1918,9,(3).

[5]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二卷)[M].李民,贾纯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84.

[6]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46~147.

[7] (日)市村瓚次郎.中国論集[M].東京:富山房,1916.

[8] (日)市村瓚次郎.宋朝史論序[A].松井等,前川三郎訳.宋朝史論[M].東京:興亡史刊行会,1918.

[9] (日)伊東忠太、杉村広太郎.阿修羅帖(第3巻)[M].東京:国粋出版社,1921.233.

[10] (日)松井等,前川三郎訳.宋朝史論[M].東京:興亡史刊行会,1918.

[11]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1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2] 王云云.王夫之礼学思想的特色——以“濮议”论为中心[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13] 范旭仑,牟晓明整理.谭献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66.

[14]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5] 韩东育.“仁”在近代日本史观中的非主流地位[J].历史研究,2005,(1).

[16] (日)桑原隲藏.中国如是观[N].时事新报,1920-02-09~13.

[17] (日)桑原隲藏.桑原隲藏全集(第2卷)[M].東京:岩波書店,1968.27.

[18] (日)渡辺秀方.中国哲学史概論[M].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24.

[19] (日)宇野哲人.中国哲学史——近世儒学[M].東京:宝文館,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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