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炜|返回社会:劳动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和转型

返回社会:劳动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和转型

赵炜,社会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6期

摘要:20世纪80年代末期重新起步的中国劳动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基本借鉴欧美劳动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框架体系。作为分支社会学,劳动社会学被认为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对劳动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则有与社会学学科发展同样的历史,并有更开阔的视野。回顾早期劳动问题研究的社会理论对劳动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影响,揭示劳动社会学作为分支学科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和面临的问题,分析随工业化进程不断变迁的研究对象和方式以及理论的发展,研究发现:同样处于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转型的中国,对劳动社会学的研究应该具有更加广阔的视角,而非限于劳动本身,在借鉴西方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应更加注重中国社会自身的特点,建立既能与西方对话、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社会学。

  关键词: 劳动社会学;学术传统;后工业社会;劳动过程;灵活化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劳动问题的大量出现,中国的劳动社会学有了长足的发展。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研究,一方面开始注意比较系统地借鉴英美国家产业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过程理论分析不断变化的劳动社会。从已有的中文文献来看,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所借鉴的西方理论也相对陈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科的发展。中国劳动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基本借鉴欧美劳动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框架体系。而近年来,以英美为代表的劳动社会学研究出现了重大转型。

      当西方社会基本完成了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以后,以工作组织和有偿劳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劳动社会学逐渐式微[1](P812-813)。在英美国家,原来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减少;很多大学社会学课程中不再开设劳动社会学课程;社会学专业期刊中,有关工作和劳动的文章数量大大减少。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劳动社会学学科所面临困境的讨论增多。2009年,很有影响的《社会学》(Sociology)杂志出版了特刊,专题探究劳动社会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特刊的文章一致认为,在劳动社会发生重大转型时,劳动社会学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后工业社会,以劳动、产业和工作等工作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否还有研究的意义?工作社会学的研究是否出现了碎片化的趋势并偏离了主流社会学?在量化研究为主导的当代社会学中,以质性研究见长的劳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否要有所改变等。对这些问题的探究直接影响着学科的发展和转型。

      对目前劳动社会学学科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绝大多数的讨论都将对学科历史回溯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即劳动社会学作为分支学科的创立时期,基本不考虑早期社会思想,特别是作为公认的劳动社会学学科奠基人的马克思、韦伯和迪尔凯姆等人的贡献。而实际上,劳动社会学学科发展的轨迹与早期的社会思想有着深刻的关联。本文将回顾早期研究劳动问题的社会理论对劳动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影响;劳动社会学作为分支学科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和面临的问题,分析随工业化进程不断变迁的劳动社会学研究对象和方式以及理论的发展,试图为中国劳动社会学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劳动社会学的理论奠基:作为社会核心的劳动问题

作为分支学科的劳动社会学形成之前,已经有很多的社会理论从不同角度解释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下的劳动、工作、雇佣以及劳资冲突等。中外社会学的经典教材都将马克思、韦伯和迪尔凯姆作为劳动社会学的理论奠基人[2][3](P109-145)。马克思的社会分化、阶级斗争和劳资冲突的理论、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工和团结以及韦伯的理性化和科层制等理论都对劳动社会学有着理论奠基的作用。这些社会理论一直贯穿着劳动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全过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以后的走向。

      19世纪后期,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着劳资冲突、阶级斗争的加剧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多个有影响的社会理论。古典社会学理论家关心的并非全是劳动议题,但劳动确实是许多理论和观念中的重要概念,劳动也是链接个人与结构这两个社会学基本概念的最佳示例[4]。

      很难清楚地判定马克思对于劳动社会学的影响有多么巨大,对其影响的讨论只能限于几个最为重要的方面[3](P93-101)。马克思对劳动社会学最大的影响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揭示,劳动剩余价值是他批判阶级压迫的核心。以此为基础,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的观念也成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概念。另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不仅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并将其分解为四个可操作的方面,即工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工人同自己劳动的异化、人与人关系以及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恩格斯于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成为后来对工人工作条件实证研究的范本。马克思对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剖析、对劳动异化的阐释、对劳动关系的政治本质的揭示和对产业冲突的分析一直影响至今。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问题都归于阶级分析,并将研究的视角局限于工厂内部,也影响到学科后来的发展。

      如同韦伯对整个社会学的影响一样,他的理论对劳动社会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社会分层理论、科层制的控制、解释的方法论等。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是对劳动社会学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他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解释以及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等有深刻的分析。韦伯的阶层理论同样被认为是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重要理论。他强调,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中,个人的力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阶级行动的作用是有限的。韦伯关于个人和集体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关系的阐释,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马克思阶级分析的对立,更应该被看成是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中理解个人、集体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内容。作为资本主义现代生产的组织原则—科层制,韦伯认为,其内部分工、职位分等、组织内部排除私人感情等原则能够保障高效地实现组织目标。科层制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简单控制,也包括自下而上对权力控制的反应。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劳动问题上的强大影响力,相对于主流社会学,韦伯的理论一度在劳动社会学学科发展中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直到90年代后期, 韦伯的理性主义、个体和社会建构的关系的理论以及在工业化后期的大型组织发展和灵活化生产带来的组织变迁等导致的对科层制的反思,让韦伯的理论重新回到劳动社会学研究的视线。

      迪尔凯姆的贡献具体表现为他对社会和经济高速变化阶段的社会团结(整合)问题的探究。以劳动分工为基础,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团结,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反映了分工程度的不同和团结的形式不同。与前两位理论家的贡献不同,迪尔凯姆更加关注工业化,而非资本主义对社会的影响。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建立在工业化体系中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 另外,迪尔凯姆有关社会规制的思想对后来的法国劳动社会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马克思、韦伯和迪尔凯姆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以宏大的社会理论分析正在兴起的工业社会所面临的劳动社会问题。对后来劳动社会学的主要理论视角如冲突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等都有着奠基的作用。在这个时期,还有大量社会理论解释和分析并试图解决劳动社会问题,如与劳动问题直接相关的有英国的费边社的社会思想,特别是西德尼韦伯夫妇有关工会和集体谈判的论述等。在劳动社会学作为分支学科出现时,并未将这些社会思想作为奠基理论,这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关联的。

 

二、劳动社会学的创立:工厂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

劳动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出现。虽然对劳动社会学的创立具体时间有不同看法,但都不否认,战后欧美国家经济的复兴以及由此带来的劳资矛盾的尖锐和严重的阶级冲突是劳动社会学学科创立的时代背景。法国和英国的社会学者在分支学科创立的过程中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在法国,劳动社会问题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由政府、党派和工会推动,以解决劳动社会问题为主要目的,其后发展为劳动社会学。在英国,有关工作和产业的社会学研究则与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联系密切,一般称为产业社会学。劳动社会学研究在两个国家发展的路径不同。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马歇尔计划和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多种国际影响以及法国国内左翼和右翼在政坛和社会运动领域的争夺在工作场所充分体现,这为劳动社会学提供了研究空间。后来成为劳动社会学创始人的弗里德曼(Friedmann)、纳威尔(Naville)和图海纳(Alain Touraine)等社会学者都开始关注企业、工人和劳动关系。法国基督教民主党试图通过智库的作用增加对劳动政策的影响。1951年,由劳动部和巴黎大学研究人员组成的智库成立。作为研究劳动社会问题的重要学者,弗里德曼受邀加入智库。智库与工会、雇主和政府保持合作,并从政党和工会获得大量研究经费集中研究劳动社会问题。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和组织;由新的控制方式引起的劳资矛盾、工人罢工、蓝领产业工人结构的变化等。如何减少劳动关系中的冲突是这个时期研究的核心问题。马克思、韦伯的理论都是主要的解释工具。在方法论方面,受到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影响,定量方法比较流行[5](P1003-1007)。由于其“智库”性质,法国劳动社会学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研究的特点。1959年,弗里德曼创办《劳动社会学》期刊被认为是劳动社会学学科建立的标志。

      在同一时期,英国正值工业复兴和福利国家建立时期,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与产业和劳动相关联。社会学家以劳动和工作为中心展开研究,以理解家庭、社区、身份和意识等更加广泛的议题[1](P814-815)。利物浦大学的社会学系的教师在造船、航运和采矿业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分析了技术结构变迁对工作组织的影响,将工厂内部关系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关联。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见解,劳动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不仅是工作条件的差异,还应对企业组织结构即对工作的不同控制方式、规制和处罚的形成等加以研究。工人对权益的争取不限于工资和工时等经济权益,还包括对控制的反抗和对工人自治权的争取。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学者采用民族志方法对基层工作场所进行研究 ,对后来的劳动过程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产业社会学被定义为对工作组织中的社会关系的有差异和未加整合的议题进行研究的学科。这个定义鲜明地反映了劳动社会学在初创时期的特点。首先,在战后经济复兴、工业高速发展、劳资冲突尖锐的背景下,几乎所有主要的社会问题都与劳动有关。劳资冲突、工人和工会运动、技术变迁和工作组织、管理等都被涉及。尽管有个别研究面向白领,但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传统产业的体力劳动者。研究领域不限于工作场所内部,研究者试图将工厂内部关系与社会经济以及社会政策相联系。其次,尚未出现独立的劳动社会学理论,马克思和韦伯的社会理论为主要的解释工具,与主流社会学保持密切联系。有学者试图平衡马克思和韦伯的思想,比较有影响的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约翰·洛克伍德(John Lockwood)。他的名著《职员:一个阶级意识研究》(1958)回应了在阶级妥协和被规制的劳动力市场背景下阶级意识的性质[6]。他概述了马克思和韦伯的阶级和阶层的概念,提出了阶级地位(Class Position)的概念。他将阶级地位分成两个相关的方面即市场状况和工作状况,将企业内部与社会大背景相联系。 第三,多种研究方法并用。实证研究特别是个案以及民族志等质性研究开始成为主要方法。

 

三、劳动社会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回到生产中心

20世纪60-80年代,西方工业化社会发展到顶峰后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这个时期的重要特点是:企业组织的大型化和生产过程中现代管理模式的广泛运用,以福特制和以精益生产为代表的后福特制生产方式在所有工业化国家制造业盛行并向其他产业和行业扩展。福特制带来的稳定就业和流水线生产以及反工会的特性给劳动问题带来了新的特点。相对稳定的就业使多种社会矛盾集中在企业内部;流水线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工人的“降格”;不断改变的管理模式迫使工会不断调整策略并加以应对。工作组织特别是大型企业生产组织的内部关系构成了劳动社会问题的核心。

      20世纪60年代以后,马克思的理论成为劳动社会学最重要的理论。劳动社会学沿着两个路径发展,一是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对工作意义的讨论;二是重提并发展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将工作场所内部关系与管理策略和经济背景相联系,出现了以布雷夫曼和布洛维为代表的著名学者,逐渐形成了以劳动过程理论为主线的相对独立的劳动社会学主干理论。劳动过程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分析“带回生产中心”。

      劳动异化提出后,随着汽车和化学工业等现代大型制造业的兴起,在60年代被社会学关注。美国社会学家布劳纳(Blauner)提出异化是可以被测量的。异化的程度受到产业性质、机械化程度、工厂规模和居住地区等影响。根据布劳纳的假设和测量,工人被异化的程度随技术进步呈倒U字型。流水线带来最高的异化程度,而自动化的生产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异化程度。布劳纳1964年出版的《异化和自由:工人与其所在的产业》引起很大反响。但异化研究并未因此成为劳动社会学热点问题,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异化的程度很难通过社会学方式测量。对异化的社会学研究带动了以后对工作环境和工人满意度的调查。关于工作的意义和主体性这两个议题在8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这一方面使劳动社会学的话语具有后现代意义,也补充了以往研究所缺乏的中观背景。

      “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劳动过程的理论被劳动社会学发扬光大,并发展成为劳动社会学独立学科体系的支柱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将工作场所视为阶级斗争的阵地,试图去发现工人阶级行为的可能和局限。福特制生产方式和企业的大型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早期工厂的直接控制。社会学家开始关注大型企业和现代管理制度下的劳动过程。英国社会学家贝农(Beynon)和尼科尔斯(Nichols)分别对英国的福特汽车工厂和化工产业进行了个案研究,试图解释现代大型企业工人行动的动因。贝农(Beynon)通过在利物浦一家福特汽车制造厂的研究发现,在福特制之下,工人建立了“工厂意识”,而非阶级意识[7]。以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出发点,贝农提出,工人的阶级意识包括人际关系、斗争和行动以及文化所决定的特征。没有必要按照预先设定的所谓阶级理论将工人类别化,应该有一定的“松动”(looseness),让社会学者真实地描述和反映工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贝农和尼科尔斯(Nichols)的研究更是提出,资方通过对工人敌视态度的收买和工人长期处于无聊的工作状态,工人的斗争意识处于减弱的状态[8]。他们的研究一部分成为后来劳动过程理论的基础。贝农还强调,对企业内部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不是“工厂社会学”(Plant Sociology),应该考虑更大的社会背景,甚至要考虑整个世界经济的变迁。

      美国经济学家布雷福曼在其名著《劳动与垄断资本》中重新阐述了垄断资本制度下的劳动过程。劳动过程理论带动了在社会学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工作场所中的管理者和工人的抗争及认同关系的研究,并再度将管理方式、技术发展和劳动政策联系起来。控制是在劳动过程理论中关于工人与管理方关系的主要概念。劳动过程中的控制包括低信任、强迫、极为有限的工人代表和被直接规制的工作环境。布雷夫曼的著作出版以后,引起极大反响。《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中间经过弗来德曼(1977)和埃德沃兹(1979)等人的发展,到布洛维的《生产政治》(1985)进一步提出了强迫与认同、不同时代和含义的工厂体制的概念等。从贝农到布洛维同时代的很多劳动社会学者都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下,对资方(管理方)如何将劳动力这个可变资本进行控制并获得最大效益进行研究。劳动过程理论顺应现代管理模式的快速发展,试图解释管理方如何“化解”矛盾、工人和工会组织如何“应对”新的管理模式。劳动过程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在20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如何通过管理模式的改变解决自身固有矛盾,为社会学家提供了多种范式去理解在20世纪最后25年中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上升的企业内部发生的变化[9]。由此,劳动过程几乎成为解释劳动社会问题唯一的理论,占绝对主导地位。随着劳动过程理论的兴盛,在某一个行业或大型企业的参与式观察、民族志的研究以及“扩展的个案研究”方法也随劳动过程理论一道成为最为主导的研究方法。

      尽管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发展而来的劳动过程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用韦伯的组织理论对产业和企业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也不在少数。从组织角度对企业内部进行研究的学者,基本上使用韦伯的科层制的理论架构。例如,多尔提出,市场导向和组织导向的工作形态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别,随着市场化的深化,公司将更加趋同。基于迪尔凯姆的社会规制(social regulation)发展而来的社会规制的概念,较为广泛地被法国劳动社会学家采用,较好地改变了劳动过程理论解释一切行业的状况[10](P61-64)。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被称为劳动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黄金时代”。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和兴起使劳动社会学将工作场所中的关系从一般社会关系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学者使用劳动过程的基本概念去解释现代管理模式和控制方式是否和怎样影响了工人、工会和工人组织的应对。这个讨论随着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变化一直持续到现在。劳动过程的兴起大大刺激了劳动社会学对工作场所内部关系的研究。以回到生产中心为名,研究的范围更多限于大型制造业企业中。不可否认,关注生产领域以及生产的政治,对分析在现代管理体制下工人的工作条件、工人组织和行动等有重要意义。

      劳动过程理论的过度“中心化”给学科发展带来几个相关的问题:一是过度依赖劳动过程理论,几乎中断了对其他经典社会理论的借鉴。即使是60年代中后期加入了性别视角,也基本限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二是研究领域过窄,忽视了企业内部与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之间的关系,也忽视了与主流社会学的衔接。以至于在社会学的主流已经转到后现代时,劳动社会学一直没有明显转型。即使一些“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也认为,劳动社会学研究过度关注劳动过程,而基本没有关注工人的职业本身,包括职业的稳定性、幸福感和发展机会等。三是过于关注企业的管理控制。60-80年代是欧美国家现代管理体制变化很快的阶段。劳动社会学紧跟其发展态势,对控制方式做了深入的研究,以至失去了社会学特征,与人力资源管理以及组织行为学等学科的界限不清。

      总的来说,在这个时期,劳动社会学基本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这个阶段,流水线下的大型企业组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形式,工作、工人和工人组织、产业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社会学关注的重点。随着欧美国家基本完成了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劳动社会学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学科发展出现了危机,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选择。

 

四、从劳动社会学到工作社会学:再次返回社会?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欧美国家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基本完成,劳动社会学是否还有前景、是否被边缘化的问题引起争议。在这个阶段,主流社会学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贝克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提出的阶级的终结和社会的个体化趋势等受到关注,消费和文化社会学兴起,这都降低了社会学对劳动、工作、阶级等议题的关注。在此背景下,工作社会学(Sociology of Work)的概念开始替代劳动社会学。工作社会学将传统的在制造业中从事体力劳动的男性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劳动社会学扩展到服务业,特别关注到无酬的家务劳动;性别、种族等概念与传统的阶级分析一起加入到工作社会学的范畴中;工作社会学不再局限于产业和工作场所,而是考察工作社会发展和构建(不仅是技术进步)对工作的影响[3](P301-378)。在新世纪,工作社会学意识到在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背景下转型的必要,在理论、研究视角、方法上都尝试创新,试图摆脱劳动过程理论的绝对主导地位;其研究视角扩展,从相对狭小的生产组织、工厂体制和控制方式等议题中抽离出来,关注更大的社会背景,并试图重返社会学主流。劳动力市场分工、移民、工作和家庭关系以及工人组织的形式等都成为新的研究领域。2010年以后,欧美学界出版和再版了一批有关工作社会学的著作,试图解释工作领域发生的新情况[11](P60-73)。研究开始摆脱一度出现的沉寂状况。

      首先,工作社会学研究范围的扩展。从集中于工作场所内部关系转到关注劳动力市场。随着长期和终身雇佣的减少,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变得“市场化”和“短期化”。企业内部的控制方式被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的外部控制替代。另外,在全球产业链形成以后,外包和转包成为企业普遍采用的生产方式,分包和转包模糊了企业组织的边界和雇主的概念,也由此导致了传统意义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层级界限的不清晰,外包和分包企业还普遍采用了劳务派遣和短期的、不稳定的雇佣模式,其管理方式异于传统生产企业的内部控制[12]。工作社会学不仅关注了服务业的女性劳动者,还将范围扩展到工作场所之外的无酬劳动。研究者试图以新的研究范式来解释后工业时期的工作社会,通过“变化的管理”来厘清雇佣实践和企业运作之间的关系。影响到工作场所内部关系的外部因素,如产业变迁、管理模式、产业链、劳动力市场以及移民等都进入研究视野。跨国机制和政府控制也进入分析视角[13]。一些新的概念被提出或进一步发展,如情感劳动、知识与技术的关系[14]。

      其次,改变劳动社会学单一的理论视角,力图与主流社会学保持一致。韦伯的社会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理论成为当今工作社会学的三个主流理论。“马克思主义”者不赞同世界由社会建构的观点,认为阶级关系是被解构到社会中去的,更适用于产业或工作场所内部劳资关系的研究。一度被劳动社会学忽视的韦伯的社会学理论,特别是有关组织方面的概念在工作组织发生重大变革后再度引起关注。后现代的一些理论开始被引入对新型产业和知识工人的研究中,如福柯的理论被用来解释呼叫中心的控制模式[11](P142-153)。另外,工作社会学正在试图从单一的批判视角转向对社会的建设性解释。如法国的劳动社会学研究逐渐离开了意识形态方面的纷争,关注后工业时代的社会问题。提出将工人运动视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以及行动社会学的概念,研究新型工作环境中的压力带来的自杀问题等[5](P1009-1013)。

      第三,劳动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在后发展工业化国家得以延续。进入21世纪后,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欧美国家的生产方式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被“复制”。欧美一些学者对跨国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合资或独资企业做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得出的有影响的结论是由于不同国家政府有关劳动的规制不同,相同行业的劳动过程和工厂体制出现明显差异。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形塑工厂体制上的作用更为重要。科学管理方式被有选择地引入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工人组织,这些管理方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工厂中普遍被“简化”或“硬化”(Hard)。即将管理中“柔性”(Soft)的一面去掉,采用了更加严苛的控制方式。延续20世纪90年代对西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工人被全球化资本的生产特点和组织所裹挟,受到劳动力市场“灵活的雇佣体制”和工作场所内部的“硬化的工厂体制”的双重和复杂的影响。资本和国家的力量共同形成了雇佣规制[15]。这些研究基本沿用劳动过程理论作为解释工具,而且在后发展的工业化国家被证明是有解释力的。

      工作社会学顺应形势变化做出了重大调整,但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重要的涉及学科发展前景的问题。第一,工作社会学与主流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有关工作的研究,很明显地脱离了主流社会理论[1](P818)。进入新世纪以来,工作社会学试图重新与主流社会学关联。但从目前来看,主流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和理论发展,与工作社会学有很大差别。以阶级分析为例,这曾经是社会学和工作社会学都关注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和阶级的文化角度分析。例如,布迪厄在其著名的“区隔”理论中,主要探究了生活方式和文化。由于布迪厄的重要影响,在目前对阶层、阶级和社会资本的讨论中,对工作的讨论都是很边缘化的议题。第二,工作社会学议题的碎片化。后工业社会的工作概念变得非常复杂,与工作相关的议题大多不在工作场所内,而移至在工作场所之外,包括性别、阶级、种族、身份、宗教、社区、家庭和全球化[1](P824)。如此广泛的议题,分散了对工作本身的研究,也使工作社会学与其他分支社会学的边界不清。另外,在劳动过程理论式微后,工作社会学的研究没有很好的理论化,多是实证研究的堆砌[10](P63-70)。第三,研究对象的变化。蓝领工人包括服务业劳动者都曾经是劳动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而现在,在很多国家中,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数量和比例超过了蓝领工人。管理人员既不完全认同于雇主或资方的意识形态,也和底层的工人保持距离。如果将研究对象转向为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工作社会学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这些基本问题将决定着工作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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